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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道雅：94…100。）到了战国时代，战争更频繁，君主权力更大，对山泽的垄断更普遍普遍起来，所以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比孔子谈得多得多。
这一过程，为我们从农业和财政的角度思考专制国家的形成提供了许多启发。韦伯比较欧亚的早期历史，得出一个结论：欧洲从游牧社会过度到耕种与畜牧混合型的农业，亚洲则从游动的农业转向为精耕细作。这样，在欧洲非常普遍的公有牧场，在亚洲就消失了。（MaxWeber：LI。）
这一结论，使用着诸如欧洲、亚洲这类非常宽泛的空间概念，时代也异常模糊，缺乏历史学所要求的必要细节。但是，作为社会学中的“理想型”，对于解释历史则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以公共牧场所代表的公有空间，是共同体活动、培养成员彼此之间的纽带的重要场所。中国上古的田猎，就保持着这种公共性，并被纳入周礼的秩序中，颇有些原始共和主义的优美性。而“山林川泽”的开发，特别是秦国那种把荒野全变成农地的开发，则消灭了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场所，并把开发所得都用来加强君主的权力。君主权力压倒了国人的权利，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以后的中国历史，农民多是单一、孤立的小生产者，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在君主专制面前可谓完全缴了械。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农业，特别是在江南一带，有了高度过密化的发展。这一过程，和帝国的财政目标也密切相关。小农提供了税源，却没有和君主专制进行讨价还价的任何制度或组织资源。
另外，农业提供了稳定的经济资源，并使大部分人口脱离了军事。稳定的经济资源，使国家财政能够建立在比较理性的预期上，促进了行政的常规化和官僚政治的发展。同时，军事文化在农业社会中的消失，也使得专制权力更缺乏约束。安史之乱后，帝国财政的原则从“量入为出”转化为“量出制入”，也就是根据国家财政的需要（多半是军事开支的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这一方面表明了经济资源的充沛（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根据AngusMaddison的估计，当时中国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均ＧＤＰ来说，都多远较欧洲为高，参见AngusMaddison：25。），一方面也显示了“财政独裁”的强制能力。
BrianM。Downing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军事革命和政治变革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专制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他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欧洲中世纪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些政治体制，是把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一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宪政体制或代议政体。第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军事现代化（或者说“军事革命”）中，那些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持现代军队的王室，往往能够摆脱中世纪宪政传统的约束、建立绝对的王权。第三，那些能够在国内资源之外成功地寻求到支持战争的财政途径的国家，则没有破坏中世纪的宪政传统，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他看来，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中，蕴涵着丰富的宪政资源，其中包括贵族对王室的约束、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支持的军事体系、耕作者的产权安排等等；当然还包括独立城市等共同体的自治。军事革命对王室的财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王室最终以战争为借口，克服了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抵抗，建立了以直接的税收制度为基础的财政独裁，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最终导致了专制王权。而英王室受到国内贵族的约束，未能突破《大宪章》以来的宪政传统，没有国会的同意不得在国内加税，为了支持战争不得不从海外贸易和国际信贷中获得资源。结果不仅保持和发展了宪政传统，而且奠定了现代世界的金融体系。（BrianM。Downing：1…83；157…186。）
应该说，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军事革命”的时代。军事开支迫使各国不得不改变其传统的财政体系。如我反复强调的，周礼之下的政治秩序，也蕴涵着丰富的宪政因素。这些因素能否在春秋战国时代残酷的列国竞争中生存下来，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实乃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大多把“山林川泽”之利化公为私，并建立了依赖国内经济资源来支持战争的财政模式。这已经在《俫民》篇中总结得非常清楚。由此建立的财政独裁，其实就是君主的财政自立，他再不需要和国内任何其他力量讨价还价了。这种财政上的强权，当然是他政治专制的最大本钱。
孔子预感到了这种独裁的到来。他“使民以时”的原则，实际上是重申周礼的秩序。这说白了就是有限君权的财政理论，并被孟子大为发展。这派理论在当时并没有扭转现实，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不过，这一精神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却有深刻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