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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中）９０６
功的，是连一次会战也未曾失败过的被追击者。可是，使敌人受我们支配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同在争取某些次要利益的场合是有不同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会越大。（３）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容易退却，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 另一方面，他又竭力设法使追击者难以向前推进，派人破坏桥梁，让那些原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让敌人无法利用等等。最后，我们还必须应该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因而在这里不作仔细分析。到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 现在，我们还想约略地谈一谈它的实施问题。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当尽可能地退往。。这样的地方，在这里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 这时候，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 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距离。。 。 。 。 。 。 。 。 。国境太近，就有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假如１８１２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受到这种危险。这是该退却措施的目的所要求的条件。 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当符合直接掩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还是应当符合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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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的意图，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都看当时的情况。假如俄军在１８１２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当然能够从斯摩棱斯克向卡卢加方向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的。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大概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法军在那里的兵力会多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部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非常少。 这样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它派往五十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
以外的像莫斯科这样一个城市去的。拿破仑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假如当时他以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遣一支部队，专门为此抽出了四万人，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就可能仅剩下九万人左右，等于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要少四万人。 这样，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 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着这个优势可能成为胜利者。 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 可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之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够。 他们的一切给养和各种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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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可能考虑舍弃这条道路。另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够抵偿因为没有掩护而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１８１３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大致上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边占领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联军如果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绝对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 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地位，并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舍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 如果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 尽管情况完全一样，可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很不一样。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方进行这样的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持一定的抵御能力，以免被任何别动队占领或遭到抢掠。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到它。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征，即忽然变换方向。 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之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 。 。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朝梁赞方面继续撤退，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 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接着退却，也就是又逼近敌国边境了。 至于法军，即使这时候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通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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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并且非常可能还必须舍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能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于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离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 但是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于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过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有可能完全不同。忽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的利益：（１）
我们改变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重新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往往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觅新的交通线。（２）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来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是很可能要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特别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能够进行这样的追逐。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比较不大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撤退，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没有力量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当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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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可的，理由如下：（１）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加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觉到棘手的事情。（２）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要比防御者集中，因此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 固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可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一个个击破为前提的，而在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 另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该造成一个条件，这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少有可能有把握地做到这一点。（３）兵力比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４）这样的兵力部署会让敌人的一部分弱点都消失。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 假如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力量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原本只能用来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在这个时候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些交通线。因而，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面一章的论述。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用离心的退却，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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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的话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的方向，根据双方各个要塞、地区等的关系位置，在大多数场合就可以极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 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力量浪费。 对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
置一部分兵力是否可以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这是很不。。 。 。 。 。 。 。 。 。 。 。 。 。 。 。 。 。 。 。 。容易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熟练的判断能力。俄军在１８１２年退却时，曾经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 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不少，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赢过敌人，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原因。 这样做在以后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 另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 这一切肯定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理由。与此相反，假如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朝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随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坚守在立陶宛南部，换一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 。 。 。 。势的法军主力歼灭。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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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一点始终是一个很次要的目的。 敌人因为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这一切却要有一个条件作基础，那就是这样做要一开头就有成功的把握，并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场合下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后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而且是使敌军撤退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损失极大地增加的首要原因。所以，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没有分割没有战败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当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中，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与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假如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结束，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１８１２年的俄国战局十分明白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 尽管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的。如果俄军像现在这样知道这种退却的确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绝对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１８１２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主动并有准备地去做了。 但是，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像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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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行动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对的。在任何场合下，不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撤退（无论入侵者的损失是大还是小）
，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 腓特烈大帝１７４２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和法军１７４３年在奥地利、１７４４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１７９２年在法国的战局，马森纳于１８１０—１８１１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