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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京城（长安、洛阳）等地，这些城市的外族人就不少。
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似乎较晚。印度洋与东南亚的海上通商导致下述诸地印度化与“佛教化”：印度支那半岛红河流域以及苏门答腊（巨港）与爪哇沿海平原。因通商之故，来自印度河与东伊朗之间地区以及稍后来自印度不同省份与锡兰岛的商人及教会人士逗留在现今越南北部（河内地区）、广州、长江流域。但这种现象明显出现，似乎只是自吴国（222—28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立国之后，而且这时越南红河流域与南粤平原地区的商业活动也已发展起来。上述两地构成了整体的地理与人文环境。3世纪初，交州（河内地区）已见不少外国人。247年康僧会抵达南京，他出生于一个原籍粟特而定居于越南的商人家庭，是将印度文献译成中文的早期人士之一。
适应环境
佛教进入中国而且适应华夏世界，是一个复杂现象，有关的诸方面似乎彼此关系不大。这一异国宗教并不表现为各种成分密切不可分的单一形式，而是显露出杂乱状态，诸如：神像拜祭、尚未为人知晓的寺院生活方式、整套道德规范、五花八门的教义、一些凝神或入定的技巧等等。一方面是拜祭与笃信，另一方面是教义与哲学，两方面的发展开始时互无联系。佛教某些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若干传统显出与之有类似之处。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此异国宗教被视为是道教的变体；佛教是古代道教影响的产物的观念竟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有老子转化胡人之说。但是，无论道教作用如何重要，借助若干类似之点而促成广泛同化现象的，广而言之，乃是华夏世界整个宗教、道德、哲学传统使然；这种同化现象也同时影响2—8世纪的社会及政治历史。
佛教出现于中国的第一个可靠证据是公元65年有人提及皇族一成员在江苏北部商业中心彭城建立了一个团体。166年汉宫所举行的仪式中，佛陀形象与黄老学派的道教神仙结合在一起。亦在彭城一地，有一份文献表明，193年，一名地方小士绅建起佛教风格的寺院，同时还提到举行斋宴以及为神像举行佛家典礼仪式。这类证据显示当时的教仪活动，其最初开展情况所知不多，但其作用肯定十分重要。来自西域的佛教以其新颖性而著称，自然引起都市阶层的好奇与关注，如：带有豪华衣着与装饰的立像、蹲像、卧像；伴有闻所未闻的赞美诗、歌曲与音乐的仪式；佛塔（窣堵波）高耸，与中国的水平建筑格式形成鲜明对照；将高杆竖于建筑物的顶端；如此等等。
第四部分 19。佛教热（3）
拜祭活动提出一个涉及面甚广的基本问题，即：华夏世界的宗教生活形式如何同化佛教。5世纪末以后，华夏世界表现出广泛的宗教热情，简言之，佛教成了中国的大教，如果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无论哲学与教仪的借用，抑或对得道高僧的崇拜（此种崇拜夹杂对北部中国半胡人君主的恐惧）都不足以解释之。至于地方的祭礼与团体，其活动十分隐蔽，鲜为人知。只有其结果显示出，当时的佛教已成为中国宗教，拥有自己的僧侣、信徒与祭祀场所。
相反，知之较多的是：公元初四百年光景，凭借若干相似之点而从佛教引进的思想与技巧成分受到部分吸收。关于这类借鉴及其相对应的中国事物，可以列举如下：
1．因果报应的佛教教义（通过转世以报偿现世的行为）与个人“分”、“命”的中国观念；
2．四大皆空的大乘教义与玄学派关于“有”、“无”的本体论思辨；
3．佛教的利他主义、纯洁、道德（五大“戒”：谴责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酗酒）与中国的传统道德；
4．寺院生活与哲人避开公共生活、圣者远离尘世的中国理想；
5。佛教的璯珈修练（禅定）法（数呼吸，注视身体、将其视为腐败之物，显现彩色形象……）与道家的通灵出神入定法；
6．佛家法术与中国法术（占卜、医药、巫术）。
印度文献《四十二章经》第一次编译成中文大体始于100年，汉末（尤其是148年安息僧人安世富抵达京城以后）以及曹魏皇朝时代（220—265年）洛阳与长安的翻译活动已经十分可观。虽然如此，但似乎佛教影响最初只限于狭窄的圈子里，即与异国商人聚居地有直接接触的阶层。异邦商人中大概有不少出生于中国而且已一定程度被同化（公元初数世纪好几位译者便属于这类双语文化的移民阶层）。佛教初进中国时唯一值得注意的事实乃是2世纪期间道教阶层在这外来宗教中发现入定凝神的新技巧。由此可以说明何以第一批译著中相当大部分涉及小乘佛教的参禅实践。但只是至300年前后，大乘佛教若干教义才开始深入京城的贵族圈子，其时已晚于西晋皇朝（268—289年间）与中亚维持密切关系的时期，也在284年僧人译家竺法护定居长安之后（竺法护大约于230年出生于敦煌，双亲是印度塞西亚人）。此时也正是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玄学派得势时期。自此时期起，而且在中国高层人员大量迁移至长江流域以后，爱好“清谈”的人士对佛教的四大皆空教义、对通过轮回报偿此生行为及肯定人生的学说才表现出强烈兴趣。由于贵族阶层对佛教抱着纯哲学的兴趣，南京皇朝的世俗社会与早期僧侣团体之间便发生某种渗透现象。掌握华夏高深文化的饱学僧人（当时诠释《老子》与《庄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数不少。中国僧人支遁（即支道林，314—366年），可以视为这类饱学僧侣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以至在京城均十分巨大。
第四部分 20。佛教热（4）
这种哲理佛教是玄学派传统与借自大乘经文（《般若波罗蜜》与《维摩诘》经文）的本体论神秘思辨传统的混合物，一直盛行至西晋末年（420年），在中国北部原先并不为人知晓；来自西域的北中国学术传统仅在4世纪末起才开始生根。北部省份的晋皇朝因动乱而解体，胡人国家成立。在此之后，河北西南后赵君主石勒（319—333年）、石虎（333—349年）的朝廷便作为最重要的佛教中心而出现。一位名叫佛图澄的僧人（卒于349年），原籍可能是龟兹，曾因其占卜与幻术能力而受到北中国这两个胡人暴君的赞赏，他是4世纪初年大迁移之后佛教在华北第一次大发展的推动人。这种宗教以拜祭、祷告、巫术以及静修仪式为其特点，得到此地区短暂而暴虐的游牧部族或藏族皇朝的庇护。国家的支持大大推动了寺院的发展以及佛学研究的进步。4世纪中叶以后，长安便成为佛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中国僧人道安（314—385年）是佛图澄的弟子，349年应石虎继位人之召赴长安。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倾心于小乘佛教的参禅法、《般若波罗蜜经》的四大皆空教义以及早期的翻译史（他编成第一部中文佛学著作目录：《综理众经目录》，附简注，凡600题，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他倡导敬拜弥勒菩萨，第一个提出寺院规矩，第一个研究小乘佛教的经院等级，而且也是关心按中国思想传统界定佛教本义的第一人，其影响无论在北方抑或在长江流域都不小。他的长安学派于5世纪初由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继承发扬。365—379年间，道安本人住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他与东晋皇朝的佛教中心保持联系，他的好几名弟子后来至长江流域定居。
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
5世纪初，可以视之为中国佛教史上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之一。当时有两个名字大放光彩：一是长江流域的慧远（334—417年），另一是北方的鸠摩罗什（350—413年）。凡是宗教，实际情形都异常复杂。佛教在其复杂现实的一切领域中都赢得自主地位；对印度及克什米尔大教派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更为明确；翻译质量与分量都有显著进步；大乘教派的贡献已不再限于一套哲学概念，虔诚及僧俗相通的精神是这一流派的特点。佛教于是成为救世的大教，而且开始深入华夏世界。此外，5世纪初年，由于翻译了寺院戒律的大典（“律”），开始出现有组织、并订有明确规矩的僧侣团体，中国僧人远游至印度化国家“求法”的人数日益增加。所谓“求法”，也就是向国外大师求教，并带回尚未为人所知的经文。
自华夏世界开始接触中亚、印度、伊朗接壤区域的外国大教以来，上述进程逐渐走向成熟，而上述的进步则是这种成熟的结果。但两位杰出僧人的工作也有助于此，他们是龟兹人鸠摩罗什、中国人慧远。
慧远生于山西北部的一个学者家庭，青年时代就在河南接受经典教育。他受道安剃度，不久便成为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380年左右，慧远到九江南部名山——庐山定居，在庐山创建了长江流域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东林寺。他与东晋末年的贵族知识阶层保持着联系，而且与鸠摩罗什有书信往来，充满智慧的信件论及教义问题。在寺院传统中，凝神专注是达到禅定（对不可推论的绝对现实的自然思虑）的方法。慧远对这种技巧甚为热衷，指导世俗门徒运用神像，静观菩萨以作为人人可用的专注之法。402年，慧远率僧俗众徒在阿弥陀佛像前聚晤，众人一起表达要在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再生的意愿，大乘教的伟大佛祖即居于此净土之中。此举是众信徒第一次表达共同信念的行动，也是佛教作为普渡众生的宗教而出现的第一个场合。慧远施教的特点看来是要使中国精英了解佛教本质及其与华夏世界宗教传统及思想传统的根本区别之处。
鸠摩罗什生于龟兹绿洲一个贵族家庭，曾到克什米尔研习，该地盛行说因部教派小乘传统与禅定修行法。他在喀什改宗大乘教派。回到龟兹后，被前秦皇朝将领吕光囚禁。吕光将其留于武威（凉州）达17年之久。401年，后秦笃信佛教的“藏人”君主占领甘肃，将这位杰出的僧人控制起来，并于次年将其领至京城（长安）。自此，鸠摩罗什开始组织并主持译经班子，其活动几乎触及佛教庞博经文的各个方面：大乘经典的新译或较准确的重译、关于戒律的经文、小乘教派经本、经院学说与玄学的巨著。鸠摩罗什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将3—4世纪出自大乘而以某种辩证法为基础的中观学派介绍到中国。中观学派认为：从绝对角度看之为真者，就表相视之则为伪，反之亦然；经常运用这绝对与现观的辩证法才可能达到精神上完全解脱，而精神解脱是佛教的目的。
因此，慧远与鸠摩罗什时期标志着博学佛教的开端，即既意识到本身的特性，又具备佛教的虔诚，后来到5—8世纪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发展起来。从5世纪开始，东亚佛教的伟大形象逐渐确立，与大乘教派若干著名经典相适应，如：弥勒菩萨、观音或观世音、文殊师利、普贤、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自此时起，教派开始定形，遂导致6—8世纪纯然华夏式的佛教宗派的产生。
440年可视为北中国政治史与宗教史的重要年份，因为自此拓跋魏皇朝找到了直接通往中亚之路。424—448年间，北魏朝廷曾崇尚寇谦之先师所主持的年轻道教，但在这个短暂时期之后，佛教便逐渐成为一种国教。约于470年，僧人昙曜被任命为佛教会主持，同时形成一个直属教会的特殊居士阶层（“僧祇户”）。京城大同西面著名的云冈石窟与雕塑工程始于489年。494年，都城自大同迁至洛阳，此后洛阳新城便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佛教中心。看来也在这个时期，佛教热无论在北方抑或在长江流域都达到顶峰阶段。当时北魏胡后、梁朝（6世纪上半叶）“菩萨武帝”均笃信佛教，这种强烈的信仰一直延续至武则天女皇帝统治年代（690—705年）。
第四部分 21。宗教、社会与政治
无论自300年左右起贵族集团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北中国石虎之类胡人出身的君主对僧侣的厚礼相加，或是印度经文的首批翻译以及首批人士的皈依，都不足以说明何以存在普遍的高涨热情。中国开始遍地建起佛塔与寺院，石岩上凿出许多佛洞，僧侣数目急剧增加，自4世纪末起出现首批信仰狂热的自尽，而此时发生的现象，不仅规模扩大，而且连性质也起变化。如果要加以了解，则应考察社会形态实况：城乡社区、豪门大族的宾客、汉族社祭团体、广泛的结义社团。皈依首先或主要不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参与一个信徒团体或僧侣集体。佛教并不取代旧宗教生活形式，而是巧妙地深入到传统模式的团体中去，并按其榜样创建新团体。因此佛教已经完全汉化。围绕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