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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绿洲从前十分活跃，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伊朗、印度、近东以至地中海居民的影响由此而进入东亚。
欧亚大陆通道
最后，远方文明影响亦应占据重要位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总的来说，东亚与欧亚大陆西部及南部地区保持着联系，华夏世界尤其如此。这种联系引发了三个彼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巨大贸易潮流（海上运输与商队运输）；大规模军事扩张与外交往来；宗教广泛传播与朝圣大发展。来往最频繁的路径因时代不同而异，因而与东亚各地区维持联系的地方亦并非始终如一。自中国古代末期（公元前3世纪）至9世纪，绿洲之路曾起过重大作用。十三、十四世纪北边的草原之路将蒙古、中国北部与欧洲及中东国家密切联系起来。各时期的海事扩展对欧亚文明史起过重要影响。印度、伊朗海运扩张是在2—8世纪，中国在11—15世纪之间，而欧洲则从16世纪初开始。
穿越欧亚大陆位于华夏世界接壤处的各条大路均通到商业中心，来自中亚、印度、中东的商人、使者、传教士曾经常来往于此。中国沿海口岸亦同样成为来自不同地区的水手、商人的会聚处，其中山东与江苏沿岸有朝鲜人、辽东人，浙江有日本人，东南亚与印度洋有印度人、伊朗人、阿拉伯人等，广东与福建有西方人（自16世纪开始）。漫长的行程以及年度季风环流均说明何以传播远方影响的外国移民地会在这类口岸形成，会在位于华夏世界商业枢纽的城镇中建立（交通枢纽有：将陕西渭河流域与长江下游地区连接起来的通道，通过湖南湘江流域、江西赣江流域将广州与长江中游连接起来的通道，将杭州地区与开封地区、北京地区联系起来的长江流域及大运河，等等）。中国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向来成为国际性都会；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军队、使团、朝圣者、商人、手艺人则几乎遍访亚洲所有地区。
将东亚生活方式与文化简要分类以及回顾外来影响可令人了解该地区复杂而丰富的人口现实。正如欧洲的省份一样，中国本身以及邻国的每个地区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也就是关于以下诸方面的历史：地区居民，地区在历史中所属的政治实体，地区从土著种族、从邻近或遥远地区居民处所接受的影响。语言、习俗传统、居民人种，处处都留有历史的痕迹，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
华夏世界曾同生活方式及文化均与之迥异的民族保持接触乃至经常往来，而且多于其他任何地区。同时，中国所接受的文明（古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印度、伊斯兰国家、基督教的西方）均有其自身特点，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由于许多不同成分参与华夏文明，促进其形成，使之丰富，并在历史过程中对其加以改进，因而华夏文明亦如历史上其他伟大文明一样，能够不断创造更新。
第一部分 12。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1）
中国史与西方自古至今的通史的根本差别在于分析准确程度不同。并非由于材料匮乏，而是资料过于丰富，对其利用方才开始。例如意大利或法国的16世纪历史我们逐年尽知，对该世纪所发生的历史变动的研究已进展到异常深入的程度，而相反，中国历史在西方则鲜为人知，大家仍往往参照长达三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如明代（1368—1644年），有时就作为均一的整体来援引，在这个整体中，只可能确定几桩大事件。而这段时期的历史尚有待分期、分地区去发掘，因为明代中国从热带地区延伸至西伯利亚，其覆盖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十倍。
关于中世纪的研究尚未深入之前，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中世纪是一个黑暗、停滞的时代，而历史学家的研究却表明，其时的演变丰富而复杂。从前似乎是死寂的事物又呈现出生命、色彩与运动。中国历史如同我们未经开发的中世纪史。一再指摘这段时期停滞、往复循环、重蹈相同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这种指责无非是对一段未知历史作价值宣判。无疑，20世纪以来中国、日本、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史的大量研究已大大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但是，仍未深入细节之中，无法如我们研究西方历史那样精细，远远未达到分析水平，不足以去考虑对中国与欧洲的演变加以比较。
然而在这演变过程中，仍然可以辨别出异常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古代信教、尚武的王国（约于公元前1600—前900年）与公元前3世纪建立起来的集权帝国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由享受俸禄、可以撤换的官僚执掌。公元前10—前7世纪的社会则完全别具一格。当时列国并存，其元首由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高官辅佐，而且崇奉家族的长幼尊卑。但自从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来，其间变化之大就超乎通常人的想象。因为用词的一致掩盖了这种变化。3—4世纪之间，在长江流域的各国中形成一个拥有小城堡与属地的实行内婚制的贵族阶级，而且左右中央政权。这种现象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不曾出现过。宋代（960—1279年）初期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阶层中存在着朋党之争，而明代皇帝于14世纪末期建立的却是独裁帝国，二者之间何啻天壤之别。1912年清皇朝的消亡被视为2000年政治制度的终结，但这纯然是个幻觉。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年），最末一个皇帝是孩提时代便登基、年号为宣统（1908—1912年）的溥仪，虽然从前者至后者一直是帝位相传、朝代更迭，但是朝代与朝代之间却存在深刻差别，牵涉到国家组织以及通常掌握实权的社会集团（贵族军队统领、靠地租为生的士大夫家庭、宦官等）。要从中华帝国制度的整体，从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去描绘其特点，这是方法上的严重错误，因为政治制度是活动机体，会不断适应社会变动与经济变动，只有短时期与之抵触。
我们所习惯的关于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未免过于绝对化。历史上并未出现过纯粹的民主模式，中国君主制亦并非排斥任何调节机制与民众表达形式。剥削弱小、专断强暴都不是华夏世界的特产。总而言之，历史上其他民族也不见得比中国有更多的正义、更多的人道。有人可以以极其暗淡的色彩描绘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就欧洲情况而言，要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也并非难事。
关于中国政治形式自远古至今日的更迭变化，下面的总框架可以为我们提供明确概念。
第一部分 13。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2）
一、古代
约于前1600—前900年。这是宫廷文明时期，中东⑧的文明在同一时期亦出现类似的事例。国王是贵族阶级的第一号人物，其专门活动是祭祀与作战。国王既是军队的首领，也是祭祀的首领。所有活动都依附于王宫，王宫同时担负政治、宗教、军事与经济的职责，没有明确划分。
约于公元前900—前500年。贵族城邦制度取代了古老王国形式，各城邦既联盟又争夺。各诸侯国的首领在一种基于亲属关系、祭祀特权的等级制度中，通过家庭、宗教、政治、战事、经济等关系互相联系起来。但贵族城邦制度在此时期末年便告解体，而同时组成彼此争斗的大国。
约于公元前500—前220年。贵族社会的危机因发展了君主制而获得解决，最后创建了中央集权式国家。由于取消封地并消灭大贵族，中央集权国家便直接依靠作为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之源的农民。
二、武士帝国
公元前220—190年。中央集权式国家因征服各小王国而扩展起来，但其自身的演变亦十分迅速。集权有利于皇宫但损害官吏的利益，因而连续引起两次危机，第二次终于导致政治上的大混乱。
190—310年。各自为政争夺权力的军事首领终于瓜分了整个汉族土地：华北、长江下游、四川。华北建立起军事独裁制度，但遇到日益强大的豪强家族抵抗。豪强家族是1—2世纪发展起来的。
310—590年。非汉族居民自公元初年开始定居华北并在此建立国家。其政权机构为下述两方面传统的综合体：华夏世界的政制传统，草原牧民或汉藏疆界山地居民的传统。华北诸国日益汉化并依靠混血的武吏贵族阶层，后由其中的最强盛者统一起来，而在长江流域，4世纪初逃亡于此的中国精英之士则形成了内婚制的贵族阶层。他们在北方帝国统一华夏诸国之前，一直掌握着先后设于南京的各朝廷的实权。
590—755年。在新帝国之初居统治地位的华夷贵族阶级与为强化国家行政结构而组成的新官吏阶层开始冲突起来。给农民分田、对地主实行控制的制度自成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便一直在华北实行，此时已趋于衰退。从8世纪末开始，便改为对收成征赋税的制度，即耕地税代替人头税与劳役税。同时征兵制很快让位于雇佣制。
755—960年。曾经统一华夏诸国、具有武士传统的贵族阶级已被消灭，同时在前一时期形成的官吏新阶层亦被清除。军事冒险者组成雇佣军，瓜分华夏土地。
三、1644年之前的官吏帝国
960—1280年。统一中国是其中某一军事首领的事。但是由于管理人才匮乏加之国家经济发展，于是导致官吏阶层迅速增长，政治与行政机器不断完善。文字材料的日常复制早于欧洲500年，这就促进了教育的传播以及智识阶层的扩大，这一阶层直至现代都一直支配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智识阶层受到排挤，由此便常常与中央政权发生冲突。
1280—1370年。借鉴中国政治体制的非汉族大帝国前一时期已在北方接壤地区建成。从8世纪初起便被日益强大的蒙古所消灭。蒙古的独裁、封建政权有其特殊性并一般依靠非汉族的人员。这一制度通过征战于13世纪末已扩展至中国南部，但后来被14世纪中叶开始的人民起义席卷而去。
1370—1520年。在元代末期通过人民起义而建立的帝国一开始便表现出极强的君主专制倾向。中央政权不信任地方官吏，而通过秘密警察监视之。
1520—1644年。由于经济、思想获得新发展，关系愈加紧张。政权机构的僵化与16世纪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二者之间相互抵触。从1600年前后起，这一矛盾便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随之而来便是士兵与农民起义。
第一部分 14。近当代中国（1）
1644—1800年。17世纪上半叶已占据满洲的汉化居民此时利用中原的一片混乱，以征服手段取代原先的汉族统治阶级。入侵建立起来的军事封建制度日趋温和；满洲人基本上采用前朝的政治结构，同时大力笼络前朝的士大夫阶级。阶级合作使新皇朝避免了17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紧张凶险。空前繁荣促进了社会稳定。
1800—1900年。但自1800年前后起，财政危机出现，腐败之风增长，经济衰退，局势因此而更为严重。19世纪上半叶形势继续恶化，终于导致1850—1870年间的社会激烈动荡。19世纪末年，由于西方诸国的高压（不久日本亦加入此行列）遂引起国家与社会解体，导致经济破产，民族独立丧失。
当代中国
1900—1950年。出现新的政治潮流，其主要代表为实业资产阶级。此阶级在各大口岸与东南亚形成。但借助列强势力的新军首领掌握着实权。这漫长的危机由于军事专制政权建立而获得部分解决。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发展起来，扫荡了军事专制政权。工农军队的众领袖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1976年。仿效苏联制度的新政权重振经济并着手社会的彻底改造。毛泽东的乌托邦观念引发了大跃进（1958—1959年），随之而来的是变化节奏突然加速。1960—1961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与中国决裂标志着1949—1976年的大转变。“文化大革命”之前，现实的考虑再度占上风。1966年，毛泽东在军队支持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期重掌领导权，防止革命退化。但是模仿苏联模式的机构顶住了风暴。
上列中国政治史的梗概极其简化，并未将其演变的其他重要方面考虑在内，如以下几个方面就未涉及：华夏语言文化的人口扩展，政治实体扩充；军事扩张周期，殖民化现象。中国远古的小城邦无非是处于大片不毛之地中间的飞地，并未超越黄河下游流域的限度。华北平原之开发始于公元前4—前1世纪。南方各省份的殖民地化是个长期现象，始于公元前3世纪末。6—8世纪，尚武的中国转向中亚，终于将其势力扩展至帕米尔以外的地区。12—13世纪，中国受草原诸帝国铁蹄的威胁，成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