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在外国看来，中国也是高级手工业品的国度，来自中国的产品异常吸引人，与中国做生意十分有利。作为中国产品的交换物，北方各国只能提供马、羊、毛皮，并从中国进口茶叶、盐（其中大部分通过走私进入西北）、布匹、金属。因此，11世纪上半叶，夏、辽两国迫使宋皇朝签约之时，便要求交送两国为开展与中亚及中东贸易而必不可缺的产品，即：茶叶、丝绸、银器。此外，丝绸与陶瓷成为浙江及福建各口岸从水路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国瓷器大量出口至东亚与印度洋诸国（连非洲也见到），就凭日本、菲律宾、婆罗洲保存下来的样本也有可能勾勒出中国的陶瓷史。
第六部分 13。重商之国
为适应经济发展，宋朝政府用更为灵活的关于店铺、产品与交易的商业税制代替价格监督、市场控制以及工匠征用，后一类办法中世纪时期的政府都曾运用。土地税制方面所出现的趋向也有类似之处：基于土地收成而不考虑个人因素的课税形式代替了通常为实物的捐税以及基于个人劳力的徭役，徭役的基础是户籍监督以及为耕种者而实行的土地分配。当然，实际情形更为复杂，而且视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徭役与人头税，宋代依然存在。若干地区专设的传统税项，取决于当地习惯的税率换算表以及附加税等，也都存在。因税制复杂而且各地有所不同，故只能指出其总趋势。但这种趋势几乎无可置疑，它与下述情况紧密联系：农产品商业化、货币经济扩展、货运与贸易潮流普遍发展。宋朝时代，国家不仅从手工业与商业税收中得到大量收入，而且国家本身亦从事商业与生产活动。国家建立由官吏管理的工场与贸易企业，系统发展国家专营以便维持军队并满足军费开支急剧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宋代整个政治史均由彼此密切联系的国防问题与经济问题所支配，两方面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设立专营引起边境走私活动，夏、辽、金三国因利用走私而致富并使国力强盛，而国家的经济特权反而刺激国内偷税漏税，至于愈来愈沉重的税收则又加剧农村的困难与不稳定。
普遍认为，中国向来是基本上属于农业经济的国家。与这种观念正相反，宋代的主要财源却来自于商业与手工业，超乎汉代、明末及18世纪。陶瓷、丝绸、铁及其他金属、盐、茶、酒、纸张、书籍等等，是频繁贸易活动的成交品，牵涉到整个帝国，国家成了主要受益者。11世纪与12世纪初年，商业税与国家专管所得的财政收入已与农业税收入相等；南宋时代，12—13世纪，更大大超过农业收入。
国家收入包括：
1。盐、茶、酒、香料等专营收入；
2。国内商业税、边境及商埠的关税；
3。徭役，其中相当大部分折换为用钱支付的税项；
4。人头税；
5。土地税。
上述各项收入，1077年细分为：
1。60000两银，每两约为37克（国家矿山每年产量215400两）；
2。5585000吊铜钱，每吊1000枚；
3。17887000石（每石约为60斤）稻米与谷物（即近1100万担）；
4。2672000匹丝绸。
海关收入，宋初为50万吊钱（每吊1000），1189年达到6500万吊。胶州、山东青岛地区、杭州、宁波、泉州、广州均设立“市舶司”，同时执行海关与警察任务。大船一舶岸，当局即提成，抽10％~40％不等，视进口商品而定，其余船货，缴纳规定税款后即可自由出售。
第六部分 14。货币经济扩展
11—13世纪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支付手段大发展以及货币经济普及。五代时期，10世纪初年至963—979年统一期间，十来个分据中国的独立国家，各自发行钱币。中国北部一直是铜币领地，而南方许多地区（福建、广东、湖南、江西）早已出现铁币与铅币，这都是仿效四川的结果。四川因缺铜，一直流通笨重的铁币，至宋代依然使用。宋朝新帝国终于960—1000年间在全境内恢复使用单一样式的铜币。因战事活动，促使国家空前大量发行这种货币；这事发生在1038—1055年西北战事严重困难时期（此时投放十文的新币，后来才加以回收）与1126年女真族入侵时期之间。1073年，铁币记录达到600万吊（每吊1000枚）；北宋时期估计发行总数为2亿吊。
虽然这样大量造币，但铜币依然不敷经济发展与军事增长所导致的全部需要。五代时期，长江下游南部地区以及四川，已开始流行使用未铸成钱币的银子，到11世纪，银子的使用已扩展至中国北部。与中东各国进行贸易的中亚回鹘人，因其进口白银而大大推动这种支付新方式的普及。9—12世纪货币发行数字（吊为单位，每吊1000枚）
804年135000820年150000834年100000995—997年270000（三年平均数）1000年13500001007年18500001016年12300001021年10500001073年60000001080年59490001106年28900001124年30000009世纪由各州官府驻京代表发给商人的存款证明（当时称之为“飞钱”），以及后来自9世纪末起由四川成都富商与富翁私人发放的钱据皆属钞票的前身。1024年，国家在四川第一次印刷钞票，这种币制大大推动了宋代私人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发展。11—14世纪它在华夏世界广为普及，但后来由于丧失信用，只偶尔用之。南宋时代，它导致铜币的发行量大为减少，虽然滥用这种强制流通的新币终于在蒙古人入侵前夕使混乱的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种纸币称作“交子”、“钱引”、“会子”、“关子”，于12—13世纪成为主要货币，至元代末依然如此，而且早已推广到辽、金两国。南宋时期发行总量相当于4亿吊铜币。而钞票通行的同时，还在商界中发展了使用流通票据：支票、期票、汇票都出现于11世纪。由钱庄主控制的金融活动（有“寄附铺”、“金银铺”、“兑房”、“交子铺”、“交银铺”、“质铺”、“放债户”、“钱户”等等），成为宋代商业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六部分 15。航海业大发展（1）
自11世纪起的中国航海业发展无疑是亚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13—14世纪欧洲旅行家与阿拉伯旅行家关于这方面曾有过无可置疑的见证。福建、浙江、广州各大口岸的活动，当时欧洲各港口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宋元两代河运、海运发达，12—13世纪南宋在防御战中以及13世纪末蒙古人试图入侵日本与爪哇之时，舰队已起重要作用，1405—1433年间明皇朝船队远航至红海并直达非洲东海岸，以上种种都证明中国曾是历史上最大的航海国家，历时四个半世纪，自宋朝确立至明朝大扩张时期。上述现象，由一系列情况造成，既有政治、经济背景，也有技术史的原因。
新石器时代直至基督纪年间，看来海上交通在于利用附近岛屿沿岸而行。因而自史前时期开始，对马岛与壹岐岛便为朝鲜东南岸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联系提供便利，同时位于蓬莱地区、山东东北部以及旅顺等处的诸岛无疑亦很早便促进满洲与中国东部的来往。而自公元初年起，有人已在紧靠大陆东岸与南岸的海洋上利用稳定而有规律的风向（吹季节风的亚洲有此风向特点）。此处海面较之于地中海更不用担心风向突变或平静无风。因此，在这一带地区便发展起挂帆航海，而不见有成排成列的划桨者——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区域的奴隶。风帆系统很早便获得改进，自公元3世纪起就有人描述中国船特有的前后帆。
季风状态大大便于不必中途停泊的远程航海，使之每年按一定节奏进行，对于文明史亦产生影响：东北部的冬天季风与西南部的夏天季风使亚洲远程航行成为一种定期活动，由此导致在印度沿岸、东南亚以及中国自长江口至广州地区的各口岸建立起重要的外国移民地。从公元早期开始，南印度及锡兰沿岸便与苏门答腊通航，而且无需中途停泊；而巨港与广州的远程联系似乎自7世纪起便已定期进行。
在东亚航海技术史方面，看来可以区分两个大地域：一是自浙江沿岸至朝鲜、日本的地区，二是覆盖整个东南亚与中国南部的地区。前者航海事业发展全赖辽东沿岸、朝鲜、山东的居民以及稍后还有日本居民。后者自公元初起，便是各种船只的会聚之处，从中国南部至美拉尼西亚，复至马达加斯加，很早就发现操“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海员民众杂居；此地区的船只就其来源地与技术来说看来大有差别。虽然，中国中部洞庭湖的船只使用的风帆样式已传至非洲东南沿岸的桑给巴尔，但是阿拉伯船只与广东、福建沿海的中国船只的区别却十分明显。广东与福建的中国航海家以及马来人、苏门答腊人、爪哇人先是与印度、伊朗及阿拉伯的船舶接触，然后到较晚的时候，即自16世纪初，才认识西欧国家的船只。
第六部分 16。航海业大发展（2）
10—11世纪之间中国远洋大帆船诞生，是受各种影响所致。大帆船的产地似乎是长江大河口，那里自然而然从河运转到海运。长江主流及各支流直达内地约1500公里，河口处宽10~20公里。
大帆船也像中国自古以来的所有船只，由长方形船体构成，其底舱用间壁分开，组成同等数量的密封舱（西方人有意识采取这种装置已是19世纪初）。尾框架隔板上可以装上船舵。航海史上这种重大发明的第一个证据见于公元1世纪广州的一只陶船。在欧洲，尾框架船舵出现于1180年间，与航海指南针差不多同时。宋代大帆船有四至六根桅杆，装上12张大帆，设四道甲板，能载运千余人，这是长期试验与创制积累的产物。锚、舵、活动防倾板、绞盘、布帆及硬面席帆（视顺风或顶风而用）、转动帆（可以避免改变帆式，曾引起阿拉伯航海家的赞叹——只有中国技术可以最有效地利用风力航行）、有角桨（可作攻击之用，前后活动时自然转动）、密封舱、航海指南针等等，以上种种完善设施，有的当时已有好几百年历史，有的属新近发明，但全都构成中国航海业的惊人成就。指南针，风水先生用以测算由来已久，这时按航海需要应用更提高了大海航行的安全度。朱彧著《萍洲可谈》，第一次记述11世纪末广州船只已使用指南针。该书的序言写于1119年。欧洲居约·德·萨兰提到指南针是在1190年，指南针在船上普遍使用是1280年之后。
但10—11世纪中国航海的进步还必需有其他改进措施。这不仅牵涉定向方法、距离测度，而且涉及对水深、海流的认识。中国制图法，自3世纪以来，便以南北、西东等距平行线系统为基础，至宋代已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中国制图法比中世纪欧洲制图法先进（后者仍受宗教偏见支配），甚至亦优于阿拉伯制图法，当时是世界上最准确、最精密的，刻于石碑上保留至今的地图即表明这点。
航海技术进步只是使海事突飞猛进成为可能，进展的深刻原因还在于政治状况与商业经济发展。华夏世界当时已被截断与中亚的关系，向北及西北的扩张受到位于边境的大帝国的遏止，因而决然转向海洋。中国的重心已向东南沿海商业地区转移。长江及其支流所形成的巨大水网亦伸向内地。中国面向海洋无疑与阿巴斯帝国兴起的航海潮流亦大有关系，这条海路将波斯湾、印度、东南亚、中国沿岸连接起来。自爪哇至朝鲜及日本的东亚沿海居民一直进行海盗活动，直至现代依然这样。在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整个时期，海盗活动在衰退中。苏门答腊东南岸的室佛利逝临海帝国，8世纪时异常强大，到11世纪，已趋于没落。其后拥有制海权的是14—15世纪爪哇中部的满者伯夷③、15世纪的马六甲王国、16—17世纪苏门答腊西北沿岸的亚齐。
宋代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撰写有关描述东南亚与印度洋诸国的著作。这类关于外国的著述与前代由出使官员或由朝圣者执笔的游记不同，它记述熟习海上远行的中国或外国商人所提供的情况。这些商人从中国沿岸、菲律宾、婆罗洲一直远游至红海。正如汉代一样，在著作中甚至可以找到关于地中海诸国的情况。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与赵汝适的《诸蕃志》，是这类著述中最重要的两部，前者1178年问世，后者其序言写于1225年。
注释
①指1989年前的制度。——译注
②泉龙（Quanlong），据音自译，未找到原地。——译注
③王城，亦为王朝的称号。——译注第二章中国“勃兴”的文明
1000年前后正发生或已发生的变化不限于社会政治形式、经济及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