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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是一座真正的园林：它用碎石铺成的小径，架在水道上的石拱桥，以及桥下清澈的流水──这些水因为清澈，所以是黑色的。水好像正不停地从地下冒出来。水下的鹅卵石因此也变成黄色的了。每一座小桥上都有一座水榭，水榭上装有黄杨木的窗棂。除此之外，还有渠边的果树，在枝头上不分节令地长着黄色的批耙，和着绿叶低垂下来。划一叶独木舟可以游遍全城，但你必须熟悉长安复杂的水道；还要有在湍急的水流中操舟的技巧，才能穿过桥洞下翻滚的涡流。一年四季，城里的大河上都有弄潮儿。尤其是黑白两色的冬季，更是弄潮的最佳季节；此时河上佳丽如云……那些长发披肩的美洲人在画肪上，脱下白色的亵袍，轻巧地跃入水中。此后，黑色的水面下映出她们白色的身体。然后她们就在水下无声无息地滑动着，就如梦里天空中的云……这座城市是属于我的，散发着冷冽的香气。在这座城中，一切人名、地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在长安城里，所有的街道都铺着镜面似的石板，石质是黑色的，但带有一些金色的条纹。降过雪以后，四方皆白，只有街道保持了黑色；并和路边的龙爪槐相映成趣。那些槐树俯下身来，在雪片的掩盖下伸展开它们的叶子，叶心还是碧绿色，叶缘却变成红色的了。受到雪中花香的激励，龙爪槐也在树冠下挂出了零零散散的花序，贡献出一些甜里透苦的香气，能走在这样的街道上真是幸运。她就这样走进画面，走上镜面似的街道，在四面八方留下白色的影子。
我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追随白衣女人。她走在长安城黑色的街道上，留着短短的头发，发际修剪得十分整齐，只在正后方留了一络长发，像个小辫子的样子。肩上有一块白色的、四四方方的披肩，这东西的式样就像南美洲人套在脖子上的毯子。准确地说，它不是白色，而是米色，质地坚挺，四角分别垂在双肩上、身后和身前。在披肩的下面，是米色的衣裙。在黑色的街道上，米色比白色更赏心悦目。在凛冽的花香中，我从身后打量着她，那身米色的衣服好像是丝制的，又好像是细羊毛──她赤足穿着一双木履，有无数细皮带把木鞋底拴在脚腕上。她向前走去，鞋底的铁掌在石板上留下了一串火花……我写到这些，仿佛在和没有记忆的生活告别。
我来上班，站在万寿寺门口，久久地看着镌在砖上的寺名。这个名称使我震惊。如你所知，我失掉了记忆，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所见到的第一个名称，就是“万寿寺”；这好像是千秋不变的命运。我看着它，心情惨然，白衣女人从我身边走过，说道：犯什么傻，快进去吧。于是，我就进去了。
早上，万寿寺里一片沉寂，阳光飘浮在白皮松的顶端，飘浮在大雄宝殿的琉璃瓦上。阳光本身的黄色和松树的花粉、琉璃瓦的金色混为一体；整座寺院好像泡在溶了铁锈的水里。就在这时，她到我房间里来坐，搬过四方的木头凳子，倚着门坐着，把裙角仔细压在身下；在阳光中，镇定如常地看着我。就是这个姿势使我起了要使她震惊的冲动……在沉思中，我咬起手来。她站了起来，对我说：别咬手，就走出去了，仪态万方……她就这样走在一切年代里。
我迫随那位白衣女人。更准确他说，我在追随她的小腿。从后面看，小腿修长而匀称，肌肉发达。后来，我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此事；她因此微笑道：是吗，你这样评价我──这种口气不像是在唐代，不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她呵出的白气如烟，马上就混入了漫天的雪雾，带来了真实感。我穿着一套黑粗呢的衣服，上面还带一点轻微的牲畜味。雪花飘到这衣服上就散开，变成很多细碎的水点；而且我还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靴。但她身上很单薄……这使我感到不好意思，想到：要找个暖和的地方。但是她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不冷。这些微笑浮在满是红晕的脸上，让人感觉到她真的不冷。再后来，我就和她并肩行去，她把一只手伸了过来，一只冰冷的小手。它从我右手的握持中挣脱出来，滑进宽大的衣袖，然后穿入衣襟的后面，贴在我胸前。与此同时，黑色的街道湿滑如镜。是时候了，我把她拉进怀里，用斗篷罩住。她的短发上带有一层香气，既不同于微酸的茉莉，也不同于苦味的夹竹桃，而是近乎于新米的芳香；与此同时，带来了裸体的滑腻。
在漫天的雪雾之中，我追随着一件米色的衣裙和一股新米的香气。除了黑色的街道和漫天的白色，在视野中还有在密密麻麻雪片后面隐约可见的屋檐；我们正向那里走去，然后，爬上曲折的楼梯，推开厚厚的板门，看到了这间平整的房子，这里除了打磨得平滑的木头地板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与平滑的木头相比，我更喜欢两边的板墙，因为它们是用带树皮的板材钉成的，带有乡野的情调。而在房子的正面，是纸糊的拉门，透进惨白的雪光。我想外面是带扶栏的凉台，但她把门拉开之后，我才发现没有凉台，下面原来是浩浩的黑色江水──那种黑得透明的水，和人的瞳孔相似；从高处看下去，黑色的水像一锅滚汤在翻腾着，水下黄色的卵石清晰可见。那位白衣女人迅速地脱去了衣服，露出我已经见过的身体……她一只手抓住拴在檐下的白色绳子，另一只手抓住我的领子，把修长、紧凑的身体贴在我身上──换言之，贴在黑色的毛毡上。顺便说一句，那条白色的绳子是棉线打成的，虽然粗，却柔软；隔上一段就有个结，所以，这是一条绳梯，一直垂到水里。又过了一会儿，她放开了我，在那条绳子上荡来荡去，分开飞旋的雪片，飘飘摇摇地降到江里去。此时既无声息，又无人迹；只有黑白两色的景色。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它绝不会毫无意义。
在古代的长安城里，有一条黑色的江，陡峭的江岸上，有一些木头吊楼。我身在其中一座楼里。我所爱的白衣女人穿过飞旋的雪片到江中去游水。这个女人身体白皙、颀长，在黑色的吊楼里，就如一道天顶射下的光线；就如一只水磨石地板上的猫──这是她下到江里以前的事。我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是我之所爱──等到她从江里出来时，皮肤上满是水渍。在水渍下面，身体变得像半透明的玉，或者说像是磨砂玻璃。整个房间充满了雪天的潮湿，皮肤摸起来像玻璃上细腻的水雾……在冷冽的水汽中，新米的香味愈演愈烈。
我在江边的木屋里，这里的地板很平整，平到可以映出人影。我终于可以听到那条江的声音了，流水在河岸边搅动着。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东西比水比重大。但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比流水更重。每有一个浪头冲到岸上，整座吊楼都在颤动。就在这座摇摇晃晃的房子里，我亲近她的身体。她既冷冽又温暖，既热情又平静。在黑白两色的背景之下，她逐渐变得透明，最后完全不见了。与此同时，新米的香气却越来越浓。与此同时她说，这难道不好吗？声音弥散在整个房间里。这很好，起码什么都不妨碍。我深入她的既虚无又致密的身体，那些不存在的发丝在我面前拂动；在我肩头还有两道若有若无的鼻息……等到一切都结束，她又重新出现在我的怀抱里；带着小巧鼻翼冰凉的鼻子，乳房像一对白鸽子──老实说，形像并不像。我只是说它偎依在怀里的样子，这是我和那位白衣女人的故事，但它也可以是薛嵩和他情人的故事。是谁都可以。在这座城里，名字并无意义。
在玻璃一样的地板上，我也想要消失。失掉我的名字，失掉我的形体，只保留住在四壁间回响的声音和裸体的滑腻；然后，我就可以飘飘摇摇，乘风而行，漫游雪中的长安城。
江边吊楼敞开的窗户外面，雪片变得密密麻麻，好像有些蘸满了白浆的刷子不停地刷着，黑色斗篷的外面越来越冷，冷气像锥子一样刺着我的面部神经。而在那件斗篷内部，在这黑白两色的空间里，则温暖如春。她不再散发着新米的香气，而是弥漫着米兰的气味。米兰是一种香气甜得发苦的花。在我看来，黑白两色的空间、冷热分明的温差，加上甜得发苦的花，就叫作“性”。我不同意她再次消失，就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于是，她挺直了身体，把白色的双肩探到斗篷外面，舔了一下嘴唇。不管怎么说吧，第二次像水流一样自然地过去了。以后，她在我身体两侧跪了起来，转了一个身；再以后，她倚着我，我倚着墙，就这样坐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坐着会使我感到如此大的满足。
我不由自主地写下了这个故事，觉得它完全出于虚构。那位白衣女人看了以后说：不管怎么说罢，我不同意你把什么都写上。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听她的口气，这好像是发生过的事情。难道我和她在长安城里做过爱？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年龄……我需要记忆。难道这就是记忆？
但我又曾生活在灰色的北京城里。这里充满了名字。我有一个姥姥，一个表弟，还有我自己，都有名字。我们住在东城的一条街上，这条街道也有名字。我在这条街上一个大院子里，这座院子也有门牌号数。我很不想吐露这些名字。但是，假如一个名字都不说，这个故事就会有点残缺不全──我长大的院子叫作立新街甲一号，过去这院子门口有一对石头狮子，我和我表弟常在石头狮子之间出入──吐露了这个名字，就暴露了自己。
因为想起了这些事，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时候我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硬领的学生上衣，双手总是揣在裤兜里。这条蓝布裤子的膝头总是油光银亮，好像涂了一层清漆。春天里，我脸上痛痒难当，皮屑飞扬，这是发了桃花藓。冬天，我的鼻子又总是在流水：我对冷风过敏。我好像还有鬼剃头的毛病──很多委托行都卖大穿衣镜，站在它的面前，很容易暴露毛发脱落的问题。我总是和我表弟在京城各家委托行里转来转去；从前门进去，浏览货架寻找猎物，找到之后，就去委托行的后门找人。走到后门的门口，我表弟站住了，带着嫌恶的表情站住，递过一团马粪也似的手绢，说道：表哥，把鼻涕擦擦──讲点体面，别给我丢人！我总觉得和他的手绢相比，我的鼻涕是世上绝顶清洁之物。实际上，那些液体也不能叫作鼻涕。它不过是些清水而已。
在我自己的故事里，我修理过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禄来福来”又是一个名字。这是一种德国造的双镜头反光相机，非常之贵。到现在我也买不起这样的相机。然而我确实记得这架相机，它摆在西四一家委托行的货架上。这家委托行有黑暗的店堂，货架上摆着各种电器、仪器，上面涂着黑色的烤漆、皱纹漆遮掩着金属的光泽──总的来说，那是在黑暗的年代。就如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
我和我表弟常去看那台禄来福来相机，要求售货员把它“拿下来看看”。人家说：别看了，反正你们也买不起；口气里带着轻蔑。这仿佛是我们未曾拥有这架相机的证明。然而下一幕却是：我和我表弟出现在委托行附近的小胡同里。这个胡同叫作砖塔胡同，胡同口有一个庵，庵里有座醒目的砖塔，总有两三层楼高罢，我们俩在胡同里和个老头子说话，时值冬日，天色昏暗，正是晚饭前的时节。这条胡同黑暗而透明，从头透到尾；两边是灰色的房屋。此人就是委托行的售货员，头很大，屁股也很大，满脸白胡子茬，和我们的领导有点相像之处。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不要想起此人的名字──我成功了。但我也知道，这人的名字，起码他的姓我是记得的──此人姓赵。我们叫他赵师傅。当时叫“师傅”是很隆重的称呼，因为工人阶级正在领导一切……
我表弟建议这位可敬的老人，假如有人来问这架禄来福来相机，就说它有种种毛病；还建议他在相机里夹张纸条把快门卡住，这样该相机的毛病就更加显著了。总而言之，他要使这台相机总是卖不去；然后降价，卖给我们。我表弟的居心就是这么险恶。说完了这件事，我们一起向马路对面走去。那里有家饭庄，名叫“砂锅居”……这地方的名菜是砂锅三白，还有炸鹿尾……与这些名字相连的是这样一些事实：姥姥去世以后，我和表弟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活，又没有管家的人，生活异常困难，就靠这种把戏维持家用：买下旧货行里的坏东西，把它加价卖出去。做这种事要有奸商的头脑和修理东西的巧手。这两样东西分别长在我表弟和我的身上。从本心来说，我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