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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杨介生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辛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自己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同年走出温州的还有年仅20岁的郑月球。他离开家乡乐清，辗转来到地广人稀的拉萨。
20多天的旅途，换了无数趟汽车，郑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却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后，他挣扎着起来上街寻活。
当时的拉萨，都是土房，非常落后。不过，幸亏穷，才有创业的机会。郑月球凭借手艺谋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里，一做就是五年。
西藏环境恶劣，海拔高、温度低、工程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农牧民用不上电，只能点酥油灯和蜡烛。于是，郑月球成立西藏华东水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专为小水电站提供设备和安装。
设水电站工程要跑很远的路程，车在漫山遍野的雪地里行驶常常翻车。经过狭窄而倾斜的山路，身边是悬崖绝壁，透过车窗，甚至可看见山下事故车子的残骸。一次，郑月球去藏北验收水电站，在一个冰面上，他的车陷在冰窟窿中无法动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僵持就意味着死亡。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来了一辆大货车，郑月球死里逃生。
这一年，每个温州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郑元豹，出生在一个只有50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他的经历就像一个少年历尽磨难，但依然壮志凌云的励志故事。
对于童年，郑元豹的回忆是：〃伴随着灾荒、文革，从来没有裤腿完整的裤子穿，每天的奢求只是能吃饱饭。〃15岁哭着离别学校，郑元豹的第一份〃职业〃是打鱼。每天五毛钱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补贴家用。17岁，他改行打铁。一米六五的个子，还未发育完全的青年，在灰暗的堂屋中，站在铁砧前，抡起重达接近18斤的铁锤，一锤锤砸下去，一砸就是365天。
一年后，郑元豹和朋友合伙开铁铺，专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业余时间，他创办一家武馆，招收学员，积攒起一笔资金。而后，经熟人引荐，承包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虽是小作坊式生产，也算是他真正踏上了经商之旅。
初涉商业江湖，郑元豹没有太多经验。去上海购物，坐了22个小时的船后，快到码头时，他突然发现身上所带的钱被人偷了。那是机电控制厂一个月的收入。回家的钱都没了，他眼前一黑，惶然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郑元豹失落地在码头等候老乡。一天之后，饥渴难耐的他终于等到一个温州老乡，〃借了几十元钱，才顺利回家〃。时隔几年，郑元豹出差上海，在路上无意中捡到一个黑色提包，里面有5000元钱和很多发票。回想自己曾经的遭遇，他站在原地一直等到慌张的失主赶来，把提包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失主。失主拿出500元钱感谢，被他拒绝。
有了这次偶遇，郑元豹与失主结为朋友。对方是上海一家颇有规模的电器厂负责人，判断郑元豹诚实可靠，因此在生意上给予了相当的照顾。也正是在这位朋友的牵线搭桥下，郑元豹拿着8000元，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即上海人民低压电器厂的前身，昭示着一位农民向企业家的嬗变。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聪明，他们即使只是草芥，还不风光，但已学会高瞻远瞩，跨出门槛，把外界资源用得恰到好处。哪里资源丰富，哪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哪里。
温州地处偏远，除海运发达外，多年不通火车，陆路交通极为不便。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可谓温州当年一件大事。航线开通不久，有两兄弟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辟天地。
在温州，提起李中方、李中坚两兄弟几乎无人不晓。弟弟李中坚个头不高，一副板寸头，长相酷似伟人邓小平，极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调且爱出风头，常为媒体焦点。
兄弟俩的父亲是一名国营照相馆的摄影师。儿时的两兄弟，对父亲崇拜至极。他们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摄影师。1979年，父亲退休，长子李中方子承父业，顶职进入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那时的摄影相当初级。所谓的摄影师大多也只是为人们拍一些普通照片，离艺术的距离相差很远。工作枯燥，月工资仅有20元钱。
李中方正值19岁，血气方刚且野心勃勃。入职不多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产生了挣脱的念头。恰巧此时，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姐姐早年远赴香港做生意，现在业务扩大，托人带来口信〃想邀请弟弟过去帮忙〃。突如其来的机遇给困顿中的李中方一个天大的惊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带上弟弟李中坚来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城市的繁华与温州简直有天壤之别。两座城市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他们为这座城市的繁华叹为观止的同时，许下了出人头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语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成为两人先生存后发展的考验。同时，姐姐生意的规模与前景远不如言语中描述的那样振奋人心。不过，两人因地域的变迁获得了商机。而他们之所以也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就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最初，两兄弟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这是一场放弃与坚持的意志磨练，也是一次甘于平庸和勇于突破的心理较量。李中方、李中坚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可能飞黄腾达的机会。整整打拼了六年，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属于兄弟两人的贸易公司香港东方实业。
20世纪80年代初，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消费者往往认准了各种各样的日本品牌：三洋收音机、雅马哈电子琴、双狮手表、富士胶卷、花王清洗剂，当然还有日本品牌的王者索尼电器。这些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大宗家电，伴随着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热潮，席卷中华。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电子产品零件，将其销往内地，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风险小、利润可观的项目。两年后，逐渐有了第一笔大的资本积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资100万港元，将公司更名为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做的还是电子贸易。
温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不拘泥于一隅，把温州商人从商的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带到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温州民间力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可能是断点的、分散的和弱小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大潮也不断向温州渗透。有进有出，温州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风起云涌，预示着崭新且充满生机的80年代的来临。
温州之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参加〃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学者达成共识：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同时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同样是在北京，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五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二十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包括刘桂仙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第二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开饭馆，国家支持〃。姚依林看了菜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