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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于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 名男性和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性和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
因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350 人左右，他们进行“挑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干掉；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世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难得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c 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人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一奥特马尔·弗许尔。
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大致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面几节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医学战犯事例。
第二节 死亡天使——尤塞夫·门格尔
在作为战犯的纳粹集中营医生中，尤塞夫·门格尔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们称为：“死亡大使”。“死神医生”、“屠夫”，“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也就是那些被迫接受试验的人们的刑讯所。”一名深切了解其罪恶的囚犯，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赞颂”这位恶魔医生：“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出来，就像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
门格尔于1911年3 月16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一个富有的企业主家庭。其父卡尔·门格尔自1930年即积极投靠希特勒；其母瓦丽·门格尔也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门格尔本人才智过人，先后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受父母的影响，门格尔自幼就接受了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的思想，从1931年开始，他先后参加了“钢盔团”。“冲锋队”等法西斯组织；1937年自愿加入纳粹党，次年又加入纳粹党的核心组织党卫军。在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他崇敬的导师是一位狂热的纳粹分子、新人种学权威、医学教授奥特马尔·冯·弗许尔。二战爆发后，门格尔作为武装党卫军维金师的一名军医，参加了对波兰、法国和苏联的侵略战争。由于在东线负伤，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于是1943年5 月，他志愿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医生，成为当时该营22名纳粹党卫军医生之一。此时，门格尔的官衔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从此，门格尔一步步走上了成为战犯的道路。门格尔第一条罪状是“挑选”，即从新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出所有不适合劳动的人去毒气室消灭。战后，该营的囚犯和党卫军官兵作证指出，他至少在该营火车站的站台上，进行过74次挑选。此外，他在铁路支线两侧，还多次进行挑选。至少有38万人经他挑选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曾经被迫给门格尔担任翻译的意大利犹太囚犯阿尔米尼奥·瓦赫斯伯格在法庭上证实：门格尔并非机械地执行上司交给他的挑选任务，而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对待这项工作。希姆莱需要充分的奴隶劳动力，因此集中营的长官规定，被允许参加劳动者一般应占到新到囚犯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是门格尔时常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允许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囚犯去劳动，而把 80 —90％的囚犯送去毒死，因为他本人极度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即使获准入营劳动的男女囚犯，以后也还会遇到一次次的挑选，说不定何时还要被门格尔推进阎王殿。除掉每月一两次的例行内部挑选外，门格尔还往往利用每天的囚犯点名之机，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他抓住一些年老体弱的囚犯难以适应寒夜里时间漫长的点名的心理，以改换新的更轻松的工作为诱饵，欺骗这些人自动出列，叫他们自投死亡的罗网。1943年10月的一天——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节，门格尔特意来到关押2000个犹太儿童的地方进行挑选，整整一半的儿童被他挑出来消灭了。对于新近怀孕的女囚，一经被门格尔发现，其命运只能是进毒气室死路一条。1943年夏，门格尔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刚一痊愈，马上以惯用的报复性的狂暴手段来对付传染病源——他把比克瑙分营整整十个国舍的女囚1500多个女囚，不分清红皂白全部赶进毒气室杀害，而其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对于其大规模挑选杀人罪恶，门格尔竞有一套诡辩理论：“当一个犹太人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个妇女来集中营时即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们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其罪行之二是亲手杀害患病或接受其手术的女囚，多数人是被他注射了致命的毒剂；几个匈牙利犹太少女被他通上高压电流，电击而死；一位吉普赛少女在手术时昏迷，竞被他切下了脑袋。其罪行之三是给3000—6000名犹太女因强行绝育，使用法本、拜耳公司刚刚研制出来且未经动物试验的避孕药或毒剂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注射；大部分人以后又被杀害，侥幸活下来的女囚也大都丧失了生殖能力。门格尔最感兴趣的科研活动是进行孪生子女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一种简洁的途径，使德国妇女普遍生出双胞胎或多胞胎。为此，他对2200多个孪生子女逐个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除掉抽血和各项常规化验外，还要别出心裁地抽取骨髓和脊髓，切割她（他）们的性器官，刺穿他们的眼睛。经过上述极为残酷的试验，90％以上的孪生子女均因不堪折磨而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时，只有180 多个孪生子女还活着。而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居美国纽约的前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艾娃·莫泽什证实，自从她和孪生妹妹米丽雅姆被纳粹保安警察抓走、送进奥斯维辛比克瑙分营内门格尔的试验室以来，总共有1500对孪生子女被送到这里。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孪生子女的母亲，经过百般测试后，还要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仔细研究其子宫的结构与特征。曾经长期负责处理门格尔及其同伙进行试验后死去的囚犯尸体的前特别行动队员菲利普·米勒在战后作证说：“许多尸体惨不忍睹。这些尸体一般都被肢解，或经过解剖。许多是青年男女的尸体，身上留下各种各样的灼伤，睾丸上或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