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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科学家去阿根廷主要通过两条道路：其一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旅游服务局。这个旅游服务机构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招募纳粹科学家的据点。其二是通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负责人是一个纳粹德国军队驻丹麦总司令部的前丹麦帮办。他帮助库尔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纳粹科学家安全地通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的边防检查，顺利抵达阿根廷。不久以后，又有60名唐克在纳粹德国时期的同事，沿着他的足迹，通过丹麦这条非法的途径来到阿根廷。这些人当中包括汉斯·伯特、威廉·班塞米尔、保罗·克拉盖斯、路德维格·米泰尔胡勃、赫伯特·沃尔夫以及奥托·帕波斯特博士。他们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专业对口。待遇优厚的岗位。
几十名纳粹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康拉德·唐克领导下，设计出阿根廷的新式“普尔吉”战斗机。另一名科学家战犯、国际驰名的大众汽车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菲迪南德·波尔什，同阿根廷政府签定了为该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协议。另据柏林《自由报》1951年1 月4 日报道，仅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个月间，就有400 多个纳粹德国时期的火箭和军事化学方面的专家和党卫军军官直接从阿根廷回国，其中有戈林在纳粹空军中的重要帮凶——加兰特、卢德尔、鲍姆巴赫等，来到斯图加特76号兵营要求参军服役。这批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够格的战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追捕纳粹战犯的“严冬”已过，于是便明目张胆地回国了。
1960年7 月，阿根廷司法当局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处死5 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员有牵连的前党卫军扬·杜尔坎斯基的要求，因为该国法律规定，对纳粹战犯可提出诉讼的决定期限只有15年，过期自然免予起诉。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职业后，安安稳稳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只消追诉期一到，尽管踏踏实实地返回德国。阿根廷的警察当局也常常帮助纳粹战犯逃跑，使国际追捕组织的不少行动落空。1977年，阿根廷军政府政府宣布已将“里加的屠户”罗施曼抓获，并准备引渡回国。但是，有关国家的起诉书尚未提出，罗施曼已经越狱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后来又以弗里德里克·维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于巴拉圭的一家医院中。
其他的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科学家也最终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定居下来。弗朗茨·格拉赫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细菌研究所内领导了一个生物武器室。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拉赫由于其在战争时期的纳粹历史，曾被他所在的奥地利兽医学流行病研究所开除。他的同行弗里德里希·弗莱什哈克尔则在巴西的一家外资工厂工作。
第九节 西德政府如何对待纳粹战犯
德国是绝大部分纳粹战犯的故乡。战争结束后，战犯们不约而同地返回故乡；然后，或者从德国起程出逃，或者潜藏到某个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隐姓深藏起来。绝大多数丙级战犯和相当多的一批乙级战犯，都没有离开德国至少是没有长期离开德国。因此，德国政府对待纳粹战犯的态度，就成为这些战犯能否被绳之以法的关键。
前联邦德国一西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和惩处，可以分四个阶段来评价：一、50年代之前，德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盟国军管当局的监督下，还是将相当多的知名度较高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处以比较严厉的惩罚。仅对在各个集中营犯下罪恶的纳粹战犯，就审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内324 人判处死刑，247 人判处终身监禁，946 人判处有期徒刑，367 人无罪释放。
二、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紧忽松，各个地方法院宽严各异，整体上失于宽纵。直至身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勃兰特于1969年上台，政府对纳粹战犯和极右翼势力的惩处，才趋于严厉。1945—1955年，西德处于被管制状态，诸事均须听命于美英法占领当局，没有独立审判和惩处纳粹战犯的资格和权力。1949年盟国开始将审判纳粹战犯的权力移交给西德两个州的法院。1955年起三国逐步还政于西德，1958年12月1 日，西德司法机关开始独立审判纳粹战犯。由于三国防范苏联甚于纳粹的心态和原则立场，严重地影响着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对纳粹战犯的公正审判；截止1982年底，西德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在西德经过侦查或法庭审理的86463 名战犯中，受到惩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审理总数的8 ％。而且无论罪行多么严重，只有十二人被判处死刑。而涉案的战犯总数却高达16万人。这种根本不成比例的状况背后，是美国占领当局的态度在起作用。早在1949年，在驻德美军最高长官克莱将军的纵容下，受右翼势力强烈影响的西德当局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在当时，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决或负案在逃的纳粹战犯。此外，为取悦于西德右翼势力，克莱将军悍然下令，将党卫军系统的第二号战犯卡尔·沃尔夫和血债累累的女战犯伊尔丝·科赫减刑至释放。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西德，政府和司法界中隐藏的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本来就长期未曾得到肃清。甚至存在不止一两个地区、部门出现缉捕纳粹战犯的机关反被纳粹分子甚至纳粹战犯控制的怪现象。例如，五六十年代之交，西德联邦政府的17个部长当中，有8 人曾在纳粹德国国家机关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负责人：内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他曾担任纳粹德国财政专家沙赫特的法律顾问，多方为服务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拨款寻找法律依据和形式。正是他于1937年7 月17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德国的哲学是建立在流血。土地和斗争之上。”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希特勒执政时期曾在经济部任职，担任专员；后来又在纳粹国防军任“民族社会主义‘训练方面的教官。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自1930一1943年领导过纳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并担任过纳粹党大区书记布尔克里的经济顾问；司法部长弗·舍费尔曾支持过纳粹党并加入”志愿兵团“。1946年，美国占领军当局撤消了他的巴伐利亚州总理职务，就因为他丑恶的纳粹历史。交通部长汉斯·西姆堡同德国最大的康采恩过从密切。在纳粹党统治时期，他是党卫军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30年代中期，他作为”德国空军俱乐部的总负责人，积极支持戈林建立纳粹空军。全德事务部长艾·勒麦尔，在1933年作为德国国会议员，曾投票赞成纳粹党关于“充分权利”的法案。此法案成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联邦参议院（西德议会的第二议院）事务部部长汉·麦卡兹，1945年之前曾在纳粹党最高法律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希特勒的外交部任职，为法西斯间谍机关提供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情报。他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中极力推崇希特勒：“人民的意志只是由天生的领袖一人来体现的。”难民部长特奥多尔·奥勃伦德，已被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公布的大量材料所证实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和在北高加索等被占领区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刽子手。在他主持的难民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是纳粹战犯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该部的一个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司长就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罗兹市长和纳粹驻波兰第二大集中营的典狱长维尔汉利·维特茨克。外国难民司的司长乃是曾任匈牙利萨拉希政权民政部副部长的格尔施米特。住宅建设司的负责人则是党卫军的突击队长沃尔伏鲁姆。在当时的西德内阁中，纳粹中、高层官员勒尔。格罗布克、奥伯伦德和克拉夫特担任了西德联邦政府中的部长或部长级国务秘书。
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据民主德国争取统一委员会当时的统计，曾在纳粹德国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曾在各个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任职的1000多名法官，彼时在西德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领导骨于作用。而在纳粹时代，数十万反法西斯主义战士曾根据上述法官的判决被长期监禁，有6 万人被判处死刑。
汉堡警察局就曾是一个为众多的纳粹乙级、丙级战犯盘踞的地方：四五十年代之交担任该局督察长的波伊森，曾任纳粹德军参谋总部军官，后调任党卫军某团团长，在列宁格勒附近驻扎时曾对和平居民犯下罪行。1945年作为战犯被捕，但不久即被英国占领当局释放，并安排他到汉堡警察局任职。该警察局下属的刑事警察分局局长古斯塔夫·施普列德、该分局重要官员奥托·贝尔卡、该分局下属某所长胡戈·莫里夫等人均为曾在被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对和平居民犯下大量严重罪行的党卫军中级军官。
再有，50年代中期的西德外交部，在全部9 个司57名负责人当中，竟有46人是前纳粹党员，46人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外交部官员。其中政治司的10名负责人，全部是双料的纳粹党员加第三帝国外交官。再如维尔纳·冯·巴根所在的西德外交学院中，相当一批战犯窃据了教授或副教授的职位。例如，副教授埃利希·科尔特，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外长里宾特洛南的得力助手，后又在党卫军总参谋部中担任少将职要员。副教授艾米尔·冯·林泰伦则是党卫军保安勤务处驻外交部的全权代表。此二人的名字，在纽伦堡审判中不止一次被证人控诉。
在六七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担任设在路德维希堡的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总负责人的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的潜藏战犯。他出于保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 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怕恶不俊，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交部内，他就安插、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还有一大批从事过活人试验、无痛致死、化学战、细菌战的纳粹战犯，因为拥有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员等显赫的头衔，二战后仍然在西德各大学执教，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汉斯·于尔根占据着教育部部长级官员的高位；威廉·海尔米什在基尔学院任教；奥托·希勒，维尔纳·马凯尔特，汉斯·格里姆，莱因哈特·霍恩，克劳斯·希凯尔特，盖尔哈特·门德，弗里茨·阿尔特，康拉德·梅耶尔，赫尔曼·奥宾，保罗·里滕布什，诺伊曼，普雷耶尔等人也都在高校任教。
另一桩案件涉及鲁道夫·陶厄，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医学专家。战争期间，陶厄在法兰克福的海军航空材料学校供职。战后初期，有鉴于他的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的身份以及参加另外5 个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他被‘非纳粹法庭“列人二类战犯的行列。他因此被所在的研究所解雇。但为时不久，他就被法庭改列为第四类纳粹分子，成为所谓”受蒙蔽的追随者。“不久，陶厄即轻轻松松地拿到获准出国定居的证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他改行到设在菲拉德尔菲亚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从此，再没有纳粹战犯的调查人员上门找他的麻烦，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还是西德方面的。
其实，就连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政府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也是一个政治历史值得打问号的人。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于1940—1945年长期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负责对外宣传广播的官员，同时还是第三帝国宣传部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这种姑息纳粹战犯的做法，不但遭到欧洲各个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