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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来运行，那么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危险的。例如，杰伊·布鲁默和迈克尔·葛瑞威奇（JayBlumler&MichaelGurevitch，1995）关于“公民传播危机”写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文章，他们认为在一个“电视成为大部分人获取政治知识的渠道”的社会中，维持公民参与权是很困难的。秉持这一传统的另一些作家已经试图建立标准化模型，进而评估大众传媒在培养民主方面到底做得有多好（以及多坏）［例如，麦奎尔（McQuail，1992）］。
30欧洲媒介研究团体（EuromediaResearchGroup）［例如，1997；麦奎尔和休尼（McQuail&Siune；1998）］及其独立合作人［例如多产的杰里米·汤斯托（JeremyTunstall），本书很多地方都会引用到他的观点］的著作，提供了关于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信息。最后，从最终的自由多元主义政治学视角，纵观传播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这些方法可以看出，研究者十分关注文化产业如何影响民主进程以及公共生活。
虽然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很有实力，但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能系统地阐释文化产业如何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相互联结。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多元主义本身便是政治学的一种形式：不平等和权力的组成形式不被重视；乐观而含蓄地认为社会是一个游乐园（在这一场所中，不同利益群体为自身利益而战）。
其次，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倾向于首先根据正式的民主程序来构建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该方法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信息”（information）：这一概念认为，应提供工具给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从而使他们能够对民主制度的适当职能做出理性选择。关于公民权和民主程序的信息确实重要，但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斥着娱乐的社会。仅仅将娱乐带来的愉悦作为令人分心的事物而从“真实的”政治中剥离出来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反思：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不仅影响了我们关于民主如何运作的认识，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思考，包括作为感情和情感存在物的人类自身。在本章的后面我将表明，文化和媒介理论的特定方法——尤其是文化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正确思考这些问题指明方向。但就整体而言，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对于创新思考或多或少有些抵触。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相较于文化经济学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在分析与文化生产相关的“权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具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对所有经济分析整体传统的统称，与主流经济学不一样，它将重点放在道德和规范问题上。然而，也并非只有那些对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政治左派（politicalleft）才主张使用这一术语。政治左派批判主流经济学是因为后者排斥了权力与冲突的问题。当然，政治经济学也有强烈的保守传统。因此，一些作家使31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critical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来把他们的视角与像以亚当·斯密（Adam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及这些人在20世纪的继承者为代表的保守的古典理论家的著作区分开来。
参见莫斯科（Mosco，1995：2269），里面有关于一般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详细而资料丰富的分析，该分析可以作为理解有关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文化（或媒介、传播。在这一理论中，文化、媒介和传播这三个术语经常被不加选择地使用）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部分学院派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十分关注在文化生产中私营商业的崭露头角。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经常被误解、简单化和遗漏。因为这种方法对媒介、文化公司及其政府中的同盟皆大加鞭笞，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媒介研究机构被解散或者遭到抵制了。
更令人惊奇的也许是其他各界对政治左派和政治经济学亦充满敌意。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为正统文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明确的目的在于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中道德视角的缺失。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PeterGolding&GrahamMurdock；2000：7273）从四个方面区分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媒介研究中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整体性的，它将经济视为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休戚相关，而非一个彼此分离的领域。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历史性的，它密切关注文化中国家角色、公司角色和媒介角色的长期变迁。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集中于“关注私人企业与公共干预之间的平衡”（Golding&Murdock；2000：73）。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超越“效率等技术性问题，还致力于正义、公平和公共良善等基本道德问题”（Golding&Murdock；2000：73）。这里找到了某种方式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下定义，而且也的确澄清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的区别，但是有两个进一步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此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是作为解释权力、名望和利益不平等的基本论据，而32被生产和消费的。虽然你不必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透过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论述，你对资本主义及其负面效应的认识依然是清晰的。
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文化产业的主要贡献，是将“文化产业在多大程度上为权贵者利益服务”这一论争纳入学术的论辩范围。因此，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中心主题一直是“文化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力”问题（参见第二章和第五章）。通过控制文化产业组织，权贵对文化产业享有所有权，这是否最终导致文本的流通将服务于这些财大气粗的所有者及其政府和商业联盟？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作家、老师和学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下述观点等同：文化产业组织确实是以这种方式为其所有者的利益服务。事实上，就连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述者要想精确地说明这一问题也面临重重困难及错综复杂的处境。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何种政治经济学
应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将焦点放在与文化相关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意味着它将对本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我在导论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然而，某种形式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它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因素驱动了文化产业的变迁和延续。在这一点上，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仔细地阐释就特别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反驳对政治经济学的简化与误解。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提倡者和反对者经常把这一学科描绘成“一个单一而统合的方法”。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Mosco；1995：82134）选取了在三种地理和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北美、欧洲、第三世界（即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详细说明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在第六章，我将从第三世界出发，讨论有关文化依赖和媒介帝国主义的重要问题。但是此处我将通过讨论两种特殊的方法——北美的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建立莫斯科政治经济学的有用分支：
关于北美政治经济学思想，可参考赫伯特·席勒（HerbertSchiller）、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爱德华·赫尔曼（EdwardHerman）和罗伯特·33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的著作。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SchillerMcChesneytradition）分门别类地记录了文化产业财富与力量的发展轨迹，以及文化产业与政商盟友之间的重要联系。
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始于欧洲，由伯纳德·米亚基（BernardMiège；1989）和尼古拉斯·伽纳姆（NicholasGarnham；1990）首创，后为欧洲和其他地区专家学者所继承（Straw；1990；Ryan；1992；Aksoy&Robins；1992；Driver&Gillespie；1993；Toynbee；2000）。这个分支忽略了批判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贡献，如詹姆斯·卡伦（JamesCurran）、彼得·戈尔丁、阿曼德·马特拉特（ArmandMattelart）、文森特·莫斯科以及格雷厄姆·莫多克的作品。虽然从事的是不同的议程，然而，这些作家撰述的最好的作品却构成了研究文化产业的主要实力。在导论中，我提到了伯纳德·米亚基的著作，他使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culturalindustries，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单数形式的“CulturalIndustry”相对）一词流行起来，并使之成为顾及“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争论性及正反感情并存的矛盾性”的研究范例。许多老师和学生倾向于将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一些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文化悲观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两者可以相互界定。但是，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看到的，米亚基建立了其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特殊的批判法。因此对于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来说，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上的关注点似乎是互不相干的。我此处对米亚基作品的赞赏表明，在对文化产业的变迁/延续的评估和解释方面，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比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能够提供得更多。我认为，该方法在处理下列问题上更有优势：
矛盾性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强调了对权力的策略性运用。毫无疑问，对于商业来说，策略性地运用权力是很普遍的。虽然将席勒等人的研究方法视为“合谋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时也会被贴上合谋理论的标签）而不予理会是错误的，然而在强调协同策略方面，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确实低估了系统中的矛盾性。文化产业的方法对文化的局部商品化和不完全商品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的强调，更精确地描绘了文化生产的全貌。它也认为产业性、商业性文化生产内部存在矛盾，而非像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所倡导的那样，假设公司和非营利的“另类”制作者之间存在一种极其简单的两极对立关系。
文化产业的独特状况文化产业的方法之所以擅长于处理矛盾问题是由34于另一个重要的优势：它不但能讨论宏观层次上的整体经济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利害关系（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此非常关注），还能“将文化的产业化生产形式同其他产业化生产形式相区别”（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对此并不关注）。文化产业的方法，为文化生产的独特状况提供了细目分类。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顾名思义，文化产业的方法将焦点置于供应方——文化生产者、发行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上，但是它并没有忽视受众的能动性，这通常是政治经济学及某类媒介社会学的中心目标。相反，文化产业的方法将文化生产视作复杂的、矛盾的、充满竞争的商业过程，这主要是由受众对于文化文本的需要这种天性而滋生的问题。在文化产业的方法中，生产和消费不被看作是分离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一个独立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在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和紧张关系或多或少被忽略了。
符号创作者我认为，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不懈地将集中、集团化和整合的过程进行分类整理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席勒、麦克切斯尼等人极少评论市场结构如何对文化生产的组织构成以及普通的日常水平上的文本制作产生影响。文化产业的方法将符号创作者——负责为文本输入创意的人员，如作家、导演、制片人、表演者——作为描述对象，然而这些在席勒麦克切斯尼理论中几乎没有涉及。文化产业的方法强调文化工作者所面临的状况是这些过程（即集中、集团化和整合）的结果。米亚基（Miège；1989）、伽纳姆（Garnham；1990）和赖安（Ryan；1992）多年来极少认真关注这一问题。然而最近，文化研究者诸如麦克罗比（McRobbie；1998）和罗斯（Ross；1998）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关注，使其拥有更好的装备来评估文化生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社会公平方式被组织起来（见第二章）。
信息与娱乐35席勒麦克切斯尼传统与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一样，其首要关注点是信息媒介。而文化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