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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对石乞说：“楚王和两个卿士，用五百人 对付，就可以了。”石乞说：“这五百人是找不到的。”又说：“市场南面有个叫熊宜僚的人，如果得到他，可以抵的上五百人！“胜跟着石乞去见熊宜僚，同他谈的很高兴。胜吧来意告诉熊宜僚，熊宜僚拒绝了。胜把剑放到他的脖子上，他一动不动。胜说：“这人不为利禄所动，不为威胁而惧怕，不以泄露别人的话去讨好别人。”说完就离开了。
吴国人攻打楚国慎邑胜把吴国人打败了。他请求把武器装备送到郢都献纳，楚王同意了，于是胜趁机叛乱，秋天七月，胜在朝廷上杀了子西和子朝，并劫持了楚惠王。子西用衣袖遮着脸死去。子朝说：“从前我凭勇力事奉国君，不能有始无终。”他拔起一棵樟树，用他杀死敌人后死去。石乞说：“烧毁仓库，杀掉惠王。不这样就不能成功。”胜说：“不行。杀掉惠王不吉利，烧毁仓库没有了物资，拿什么来防守呢？”胜没有听从。
叶公住在蔡地 ，方城以外的人都说；“可以进兵国都了。”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不会满足，做事不公平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听说胜杀了齐国的管脩的消息，叶公才进入郢都。
胜想把子闾立为楚王，子闾不答应，胜就用武力威逼他。子闾说：“王孙如果能安定楚国，扶正王室然后庇护百姓，这就使我的愿望，怎么敢不服从呢？如果只顾私利而使王室倾覆，不顾楚国，那么我 宁死也不服从。”于是胜杀死了闾，带着惠王去了高府。石乞看守大门。圉公阳在宫墙上挖了一个洞，背着惠王到了昭夫人宫中。
叶公也到了，走到北门，有人遇上他，说：“您为什么不戴头盔上头盔？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叛贼的箭伤了您，就不怕百姓绝望了，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于是叶公戴上头盔前行。他又碰上一个人，说：“您为什么戴了头盔？国人盼望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天天都盼望您来。如能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把脸遮上让百姓绝望，不是太过分了吗？于是叶公脱掉了头盔往前走。他遇上针尹固率领着部下，准备去帮助胜。叶公说：“如果没有子西和子朝二位，楚国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可以保身吗？”针尹固便跟随了叶公。叶公派他和都城的人去攻打胜，胜逃到了山上吊死了，他的部下把尸体藏了起来，叶公活捉了石乞，向他追问胜的尸体的下落。石乞回答说：“我知道藏他的尸体地方，但胜叫我别说出来。”叶公说：“不说就煮了你！”石乞说：“这种事成功了就做卿，不成功就被煮，这本来是应有的结果，有什么关系？”于是叶公就煮了石乞。王孙燕逃到了睢剖稀�
叶公兼任令尹和司马两个职务。国家安宁之后，他就让宁当令尹，让宽当司马，自己便在叶邑养老。
【读解】
我们在这里目睹了一场宫廷叛乱从开始到平息的全过程，多少叶了解了一些王公贵族们纷争和彼此残杀的内幕。白公胜的叛乱原因很简单，不过是由于复仇的要求未被答应，于是便闹得国无安宁，自己最后也是上掉自杀了。
谁得到了好处？谁叶没有得到好处。有道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神仙们自己叶同样遭殃。稍有不满，便随心所欲地大动干戈杀得血肉横飞。
谁代表着正义、道义？恐怕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谁叶不代表一个人拥有道义仁德，野心家、阴谋家同样可以具有这样德特点。这话算说到了点子上。比如石乞，宁死不说出主子的尸首下落，算得上是诚信和勇敢了吧？二他正是这场叛乱德罪魁祸首之一。白公胜也够得上直率坦诚，敢于公开张扬他得企图，他却是叛乱得始作得俑者。
这确实让我们好好得反思忠孝、仁义、诚信、勇敢、无畏一类经常受人称赞得品德。从白公胜得叛乱看，这些品德本身应当是中性的，并不表明一个人是好是坏，是天使还是恶魔。具备这些品德是一回事，用他们来做 什么又是一回事。大致上说，具备当然比不具备要好；但是具备这些品质，可以成为好人，做好事；也可以成为坏人，做坏事。好人为了追求理想，坚持道义，做人表率，未百姓谋利益，言出必行，心怀宽广，勇于献身，慷慨扑死，用诚信、勇敢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坏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谋一己私利，也会履行诺言，不怕去死，甚至也会慷慨从容地死。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说。在现实当中，坏人中地绝大多数是不讲诚信，也不勇敢的。他们往往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见不得天日，行动起来反复无常，翻云覆雨，奸诈欺骗，诡计多端。为了保存自己，他们可以出卖朋友、同伙，甚至是自己的亲人。遇上危险、灾祸、生死关头，他们比兔子跑的还快，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挺而走险。见到有利可图，他们会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会不顾一切手段，也会自相残杀。这样的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之徒，自古以来就不少，尤其是在官场、商场这类名利场中，时常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有时是偷偷摸摸的，有时是大张旗鼓的，有时加以包装，说人话，做鬼事，或者装出老实诚恳的样子，内心却比谁都狠毒。
不过，从宫廷之争的角度看，像石乞这样的人大概是可以让人佩服几分的。他在做出选择之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把各种可能性和结果都想到了。一旦做出选择，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对主子，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敢于充当马前卒，并且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宁可被煮，也不改初衷。他们地目的不国是想做一个卿。这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好听。不光彩，不正当。认真地想，凭世袭得来得管位就正当、就光彩、就神圣不可侵犯吗？在官场中厮混得人，谁不想当管，谁不想管当得越大越好？否则他就不会呆在官场中了。以一个低微的百姓而在官场中平步青云，或一夜暴发的人，历来也不少，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当初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光蛋儿，后来竟成了“天子”，这是他妈当初生他时无论如何梦想不到的。成为天子之后，谁又能把他怎样，不也是伟大光辉起来了吗？，谁还敢说他半个不是？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成功了，历史就要有他来左右；而石乞一类的人失败了，似乎就要口诛笔伐，当作败类。这不是明显不公平吗？
叶公这样的人，也很难说他有多高尚，他是胜者，成功者，自然可以心平气和。甚至气壮如牛地说话。他处死石乞地手段，处死前所说的话，倒是有些不寒而粟，哪里还会想到他有什么仁德。用什么办法处死敌手不行呢，比如用刀，用剑，乃至绞刑，却要用沸水来煮。他那短短几个字的问话，足见此君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再说，他不也是在主子面前奔忙，鞍前马后，竭尽了全力吗？
所以，我们从局外人（实际上也永远是局外人）的角度，来观看宫廷中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如同看戏，拉开了同那些神仙们的距离，出乎其外，说不上喜欢谁，不喜欢谁，也没有君权神圣一类观念的束缚，只是胡言乱语而已。
多少年了，宫廷、官场的争斗，何曾中断过。是非恩怨，到随时间推移而顺水东流。它其实是一本巨大的糊涂帐，谁敢说自己是法官，夸口自己的评断是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的结论？
一切都去了，休说矣。
礼记
目录
《礼记》简介
敖不可长 ——做人治学的准则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 ——生命与孝道之间的选择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 ——引咎自责的敬业精神
曾子寝疾 ——事于小处见精神
子夏其子而丧其明 ——劝诫忠告是爱心的体现
子柳之母死 ——君子不取不义之财
成子高寝疾 ——生死都要对人有益
晋献公之丧 ——非礼不听是君子
吴侵陈 ——师出必须有名目
知悼子卒 ——进谏规劝的艺术
陈子车死于卫 ——制止殉葬的“黑色幽默”
卫献公出奔（1） ——一碗水难以端平
战于郎 ——规则也有灵活用时
孔子过泰山侧 ——从镜子中照见人类的丑恶
鲁人有周丰也者 ——身教重于言教
齐大饥 ——做人不食嗟来之食
晋献文之成室 ——以子之矛，陷子以盾
季孙之母死 ——借外包装通行天下
阳门之介夫死 ——最难对付是同仇敌忾
赵文子与叔誉观平九原 ——为官清廉者有几多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 ——圣人的能耐有多大
发虑宪 ——使人们变聪明的利弊
玉不琢 不成器 ——学习是为了开发潜能
虽有嘉肴 ——实践出真知
古之教者 ——用制度确保教育的是实施
大学始教 ——做官从上学开始
大学之教也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今之教者 ——对症下药治弊端
大学之法 ——方法是成功的保证
学者有四失 ——心理状态是过失的根源
善歌者 ——鼓动性来自魅力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 ——选择师长必须慎重
凡学之道 ——师道何日再尊严
善学者 ——响鼓不用重捶
记问之学 ——读死书者不配为师
良冶之子 ——循序渐进才匝得下根
古之学者 ——于平易中见深刻
大德不官 ——立足根本才可随心所欲
凡音之起 ——音乐以情感为中心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音乐表现情感而不是形象
礼以道其志 ——音乐是治国安邦的工具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音乐可以察知世事人心
乐者，通伦理者也 ——文艺是一种工具
乐由中出 ——以礼约取代兵刑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礼乐当随时代而变化
乐者，天地之和也 ——以礼乐维护秩序与和谐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乐是论功行赏的奖品
天地之道 ——教化如同春风化雨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 ——音乐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土敝则草木不长 ——淫乐如洪水猛兽
德者，性之端也 ——不可尽信“乐为心声”
钟声铿，铿以立号 ——君子听音与众不同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君子以礼乐安身立命
夫乐者乐也 ——中正和谐是乐的准则
《礼记》简介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