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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
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
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
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
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
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十五、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破天荒地一直开了三个月。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揪“走资派”，很多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同我一样，天天被揪斗，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于是，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大家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林彪还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本单位。
另外一个意图，是借开会议之机，来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
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满。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听任那些造反派们这样搞下去，军队就要乱了。
会议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周恩来经常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时来参加会议。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的干扰和影响，但在林彪的要求和叶剑英的主持下，稳定军队的这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于会议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我手头有一个资料。这次军委的会议讨论、制订的文件一共有十七个，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即稳定局势，稳定军队。这些文件，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会议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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