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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逃跑的那些人不是他组织动员走的；也不是他煽动走的；把责任完全归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逮捕他；还枪毙了他；这个理由就不够充分。
在菠萝茨住了大约十多天；又没有东西吃了。原来我天天往连里跑；到这个时候；我也因饥饿而跑不动了；两‘三天才下去一次。黄永胜‘林龙发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
我们的供给处长叫徐林；是个很能干的江西人。有一天；他一下子挖出了一窖酥油；还挖出了一些腊肠（用猪肠灌肥肉做成的）。挖出来以后；他把这些东西分给了全团；还给团长‘政委‘参谋长‘总支书记等人；一人一条很长的腊肠。这可真是宝贵了；尽管这种腊肠很难吃。那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就靠这个过日子。先是挖点野菜；放一小点腊肠，再弄点青稞麦炒着吃或煮着吃，日子就这么过。
这个时期，部队没有打什么仗，但减员很大。主要是因为找粮食出了问题。每到一个地方；团长‘政委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部队到没有住部队的村子去找粮食。我记得有一次；红二师五团由政委带着团直属队的人去搞粮食；结果被藏民打回来了；伤亡很大。直属队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了十来个人；其中有政治处的青年干事。事后；二师师长陈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把人赎回来。他们说不要钱；但如果我们不再去搞粮食了；他们就可以把人放回来。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搞粮食。刘少奇同志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
毛儿盖地区有很多喇嘛庙；庙很大；里面有很多菩萨；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泥塑的；上面涂有金粉；小菩萨是灰色的；上面灰尘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只有有寸高；不过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脚。
我们一个司务长跑到喇嘛庙里去看；七转八转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萨；最后又用舌头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觉得是甜的。再舔；还是甜的。好家伙；这可发现了新大陆！他把一些小菩萨带了回来；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来；那些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寿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菩萨到寺庙里去进贡。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寺庙里的面菩萨就相当多了。这些面菩萨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两斤重的；还有几两重的。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进贡的就大；而穷人进贡的就小。对这些贡在庙里的面菩萨；他们都很恭敬；谁也不敢动一下。按道理说；我们也不该动。可由于我们没有粮食吃；饿行实在不行了；没有办法；司务长就去收集了两萝筐；弄回来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兴。都说：“这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吃呀！”
从那以后；每到一地；司务长就到处去找喇嘛庙；把庙里的面菩萨弄回来吃。等到把面菩萨都吃光了；有人又发现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庙里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庙里的牛皮鼓很大；我们实在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就进到庙里；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来；拿回来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弄到了羊肉；也非吃不可。羊肉本身又油；但没有盐；就那么吃；还真叫难吃。就在毛儿盖；我学会了吃羊肉。
我们在毛儿盖地区住了一个多月；到过不少村庄；很少见到过藏族同胞。我们所到之处；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跑了；在菠萝茨；我倒是看到过一个年轻的藏族妇女；披头散发地在路上走。不过我们没有跟她说话；也不知说什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说话她不懂；她说话我们也不懂；真是没有办法。
藏族是土司掌权；政权‘财权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头人。土司和头人家中都有枪；并养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克枪和机关枪；这些枪大都是从四川买来的。土司和头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欺骗和控制藏族同胞。当时就是土司和头人带着；甚至逼迫藏民离开村庄；躲进深山里去的。
就在我们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寻所有能吃的东西之时；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顿纪律。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里有什么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
就在这时；红一师的主要领导有了变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此时被调到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师政委刘亚楼调到一师当师长。
刘亚楼一来红一师就锋芒毕露；想把一师整顿好；要求各团严格执行命令。当时；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了一头猪；后来师里知道了；要求严肃处理。一团开子个大会；说那个通讯员犯了纪律；把他给枪毙了。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师里还提出要讲队列条令；开会迟到几分钟都不行。有一次师里开会；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迟到了五分钟；就被刘亚楼罚他们立正站了五分钟。从师里回来以后；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说刘亚楼今天不错；把一团整了一顿。因为我们那时一直对李聚奎偏袒一团有点意见；不免有点幸灾乐祸。
那天师里开会；就是宣布整顿纪律；但黄‘林二人回来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
这时；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传达下来了。红一方面军在翻越夹金山以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李先念见了面。不久；毛泽东等人又从懋功‘抚边抵达两河口；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涛见了面；达到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预定目的。红四方面军当时约有七‘八万战斗部队；自五月从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以来；他们已在川西地区占领了金川‘懋功‘黑水等县；控制了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余万的一个地区。与他们相比；我们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一些。根据现有资料；当时红一方面军剩下的可能还不到两万人。
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朱德为总司令；张国涛为总政委；陈昌浩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运动”的方针。
七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陆续来到毛儿盖。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同盟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沙洞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巴西向甘肃南部前进；左路军则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上。
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右路军设有前敌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都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与总司令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均随左路军行动。
这些决定传达下来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说这一下好了；中央统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合起来有十来万人；如果这十来万人开到甘肃南部；就可以占领洮河两岸一大片地方；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前途很快就会光明起来！大家好一阵高兴；纷纷表示保证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草地；向甘肃进军。
后来；在毛儿盖开了个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涛在讲话中说；为了吃大米；就必须向北走；到平坝子里去；到了平坝子；我们就会有大米吃；生活就会好起来。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当时大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说这下好了；统一了嘛。
十九‘ 过草地
离开毛儿盖；我们要去的甘肃南部；直线距离不过二百余公里。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毛儿盖处于草地的边缘；而这块草地；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完全泡在水里；整个草地到处都是被野花野草掩盖着的泥沼；一不小心踏上；人就会陷落下去；很快没顶；可以说是死亡的大陷阱。虽然短短的路程；却足以致人于死地。本来；北上甘肃可以经松潘而不必过草地；但松潘这时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重兵把守。要北上；就只好通过这个死亡地带。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十至十五天的粮食；大约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我记得光我们三团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粮食。
但是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弄呀！
为搞粮食；我们全师又转回到毛儿盖附近；专门在那里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麦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顶多弄个两‘三斤；多了弄不了。我弄到了大约八斤。有的战士体力较强；就弄得稍多一些；不过平均下来；离每人十五斤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当然超过十五斤的人也不少；可惜这些地里的青稞麦被我们拔光了；再也没有办法弄了。
把青稞麦粒从地里弄回来以后；我们就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过草地。个人弄个人的；谁弄了就是谁的。
出发前的那天下午；师里突然通知团长‘政委去师部开会。当时；中央军委和军团部住在毛儿盖；师部住毛儿盖附近。开完会回来；黄永胜和林龙发就告诉我；这个会主要是批语我们；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团是模范团；二团是亲生子；三团没人管这样的怪话。他俩说；不仅师里的各位领导都参加了这次批评会；甚至连军团政委聂荣臻了专门赶来参加。他们被批评斗争了一下午；好象当时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要把黄永胜这个团长撤了；调离三团。后来考虑到部队马上要过草地；所以只是给黄永胜提出警告。他们二人还告诫我：“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怪话了；是我们错了；错了就改吧！”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因为我只是个总支书记；没有直接挨批斗；但我的心里同样很不好受。我问会上有没有提到我给谭政写的信；他们说；谭政没有上报‘也没有把信交出来；所以没批我；如果谭政在会上把我的信拿出来；那就肯定撤了我的职。黄永胜还对我说：“好险；老吴！”
头天下午挨批；第二天就开始过草地。过草地时；右路军是由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军团部跟着二师；我们一师又跟着军团部前进。在一师的行军序列中；是按一团‘二团‘三团排列的；我们三团又是走在最后面。草地十分危险；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而且就是有地图；也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草地上哪些地方下面没有泥沼可以通行。因此要过草地；就必须要找向导。
二师开始行动之前；军团部给他们找了一个向导；是个藏族老大娘；大概有六十多岁了；这个藏族老人曾走过由毛儿盖到班佑的这条路；知道该怎么走；不过因她的年岁大了；所以一路上都是由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她。就这样；我们靠着这位老人的指引；一个跟着一个；踏上了草地。
过草地的每一天；我们三团是跟着前面的部队走；我们后面就没有什么部队了。二师走了；军团部走了；一师师部‘一团和二团都走了；三团跟在最后面。第一天走的都是大路；而且走得也不远；只走了五‘六十里路就宿营了。沿途上一户人家都没有；但走的都是平路。向北走；没有什么高山；都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