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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