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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拥护，我们的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再加上我们有第一次反“扫荡”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把握粉碎敌人的这次扫荡。
第二‘加强情报侦察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南京‘扬州‘泰州等都建有直接的情报网。在司令部住了个方志逵，在政治部住了个袁信之，他们都是专门负责搞情报工作的，有的情报关系，还是由黄克诚亲自掌握的。除司令部的情报处以外，政治部的保卫部‘联络部都搞情报工作。自行车侦察队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工，骑着自行车，穿着便衣，天天往据点跑，路上碰到敌人就往青纱帐里一躲。当时决定，在南面，要加强对淮阴‘扬州‘东台‘盐城的侦察；在北面，要加强对徐州‘新安镇‘灌云‘连云港的情报工作。在这些地方的据点，一旦有什么动静，我们随时能掌握住。
第三加强通讯工作。在盐阜与淮海之间，在各个根据地之间，通讯联络工作都加强了。除电台外，我们控制了各个陆路交通口和渡口，建立了不少通讯站，有个交通站就设在盐河边，从而保证了通讯联络畅通无阻，邮件和报纸的传递，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苏北当时的这两条是受到表扬的，一个是敌伪联络工作，一个就是通讯网的工作。新华社为此发表过好多消息。
第四‘认真精减领导机构，充实连队，加强战斗部队，增加连队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地雷等各种武器，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也大大地精简，精简下来的干部用来充实基层。
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师‘团的一些干部，包括师参谋长彭雄‘七旅政治委员朱涤新‘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赤明‘十旅政治委员吴信泉等几个团长‘政委，调往延安学习，以保存干部。他们之中，只有吴忠信因交通阻塞，没有去成。
第五‘把一些文化人，统统分散予以安置。解散了政治部的鲁迅文艺工作团，在这个问题上，我同黄克诚是有不同意见的，我有点舍不得，黄克诚说，“胖子，现在不解散，将来够你负担的，会遭受损失的。”
当然最后还是按照黄克诚的意见办了。鲁工团的一百七十多人，统统分散了，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回到了上海，大部分交给了八旅。当时八旅由张爱萍负责，我找到张爱萍，问他能不能在八旅重新组织起一个文工团，张爱萍说，“行，你不要，我要。”以后阿英所写的大型话剧《闯王进京》，就是八旅这个文工团演出的。
我们把医院的伤病员，医务人员也全部分散到民间，在医院下面组织了三个卫生所，分别安置在羊寨‘板湖和益林。部队家属也统统分散，大部分安置在阜宁和阜东的老百姓家中，也有的疏散到了上海等地。
第六‘发动群众，破坏道路和桥梁，堵塞河道，剪断敌人的电话线，拨掉敌人的电话杆子，以此来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孤立敌人的据点，使他们彼此之间完全失掉联系。同时，发动群众挖沟‘改造地形，以利我之隐蔽和限制敌之行动。
当时我们还采取了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决心是全体群众下的，那就是把敌人可能安据点的一些大城镇统统拆掉。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搬到了农村，使敌人无落脚之地。如东坎，原有五‘六里路长的一条街道，统统拆掉了。还有八滩，这么大的一个镇子，把所有的街道全部拆掉了。在东沟和益林也拆掉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小镇子里的高楼‘炮楼‘坚固的庙宇‘祠堂，凡是估计敌人可能修筑为据点的统统拆掉了。这些地方如果都让敌人按了据点，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太小了，就太困难了。更重要的是，一旦让敌人站住脚，就会对周围的庄子烧杀抢掠，群众就会遭殃。所以这个决心是全民下的，我们一动员，群众自动地就把该拆的都拆掉了。也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才有这样高度的觉悟。
第七‘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把物资统统埋在地下，把牛羊猪都赶走。我们还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习，只要敌人一来，村村都是空的。
第八‘组织游击小组，给他们发了枪。这些三五成群‘一组一组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偷袭敌人，迷惑敌人。他们声东击西，大造声势，只要敌人一来，就要让他们日夜不安，疲惫不堪。看来好象是我们主力在那里，其实都是民兵游击队。
第九‘扩大对伪军的宣传工作。我们公开警告伪军，如在“扫荡”中帮助日军侵犯我根据地，残害群众，抢劫东西的，将给予严厉的惩处。如在“扫荡”中给我们送情报，保护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干部的，将会立功授奖。我们还动员伪军家属一起做瓦解工作，要他们做一个外表是白的，但内心是红的真正的中国人。对日本人可以应付，但实际上应当心向根据地的人民，不要骚扰根据地的人民。
第十‘搞反奸斗争。村镇中凡当过汉奸‘土匪的，或是同敌伪有联系的，还有会道门和流氓‘地痞等，都统统交由群众控制‘监督起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不准他们同敌人通情报，不准他们为敌人带路，否则将追杳他们的责任。另外，组织少先队，儿团到处放哨，盘查行人。
第十一‘部队领导机关统统划小，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少数人和师‘旅‘团‘军分区指挥所一起行动，实现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措施。
第十二‘反扫荡作战的具体部署是：
经军部批准同意，以第八旅主力和第七旅二十一团及盐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盐阜区内的反“扫荡”斗争；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八旅二十团在敌“扫荡”开始时，转移到淮海区，与在该区的第十旅配合行动，策应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同时，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任盐阜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八旅旅长‘政治委员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使盐阜区的党‘政‘军领导统一起来；以刘震为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金明为十旅政委兼军分区政委，由他们两人统一淮海区的党‘政‘军领导。与此同时，华中局‘华中军分区和军部也决定由洪学智接替彭雄，出任三师参谋长。
总之，这次扫荡前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做得更要深入，更要充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日伪军相继出动，敌人兵力增至两万四千余人，完成了对盐阜根据地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驻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
根据上述情况，军部判断敌人很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所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根据地。一月十六日，军部发出了反“扫荡”作战指示，指出，现在，东南亚的缅甸‘印尼等国已开始同日军作战，使得日军的兵力严重不足，因此敌人这次对盐阜区“扫荡”是局部性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在敌人的“扫荡”开始时，三师主力可以暂避敌之锐气，但必须要把一部分主力留在盐阜区，选敌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以鼓舞党‘政‘军‘民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情绪。已过盐河进入淮海区的第七旅，应立即停止于适当地区。一师‘四师和三师十旅也应积极袭击敌之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指示还要求各部队适当配合韩德勤部的作战，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善国共关系，但要谨防其乘机破坏我们的根据地。
果然不出军部所料，一月二十二日，敌人由淮阴‘宝应等地出发，首先对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德勤部在敌人的进攻下，一部阻敌，大部在我军的掩护下，退入淮海根据地。
一月二十六日，敌人开始向盐阜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反“扫荡”初期，我们按照在反“扫荡”的预定方针，避敌锋芒，保存主力‘保存干部。
一月二十七日，日军加上伪军一部共两万多人，合击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企图围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我们除留一部分主力由副师长张爱萍率领，于内线阻击迟滞敌人，与敌周旋外，师部‘七旅主力及八旅一部已先期向盐东‘阜东和淮海地区转移。敌人的合围企图落空后，他们又以“梳蓖拉网“战术，连续合击我阜东和滨海地区，继续寻歼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但连连扑空，始终未能得逞。
早在敌人对盐阜根据地的合围之前，我们师部就已经分成了三个部分；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侦察队及司令部部分机关指挥人员，活动于阜宁以东‘射阳河一带的沿海地区，指挥整个盐阜地区的反“扫荡“作战；参谋长洪学智带领司令部的主要机构，转移到东坎以东地区；我和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带领师政治部和行署的部分干部，由师部警卫营四连（这个连共七十多人）保卫，转向盐东地区。我们三路人马在阜宁西南的张郭庄分手，各自向规定地区转移。分手前，黄克诚还指定我，除指挥所带部队外，还负责指挥七旅二十团在阜宁以南‘盐城以北‘湖垛以东这一带活动。
我和曹荻秋率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相继渡过射阳河‘通河‘串肠河，在上冈以北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于二月十九日拂晓到达新洋港口北岸。由于连日急行军疲劳，导致我一时大意，下令部队在离港口不远的三灶地区宿了营。这个地方离港口以南的南洋岸‘伍佑等敌伪据点都很近。
天刚亮，日军一个大约有百把人的中队，就分坐几条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们住的南岸。盐东地区地广人稀，新洋港又比较宽阔，河道没有被堵塞住，敌人的汽船来得很快。幸好我们所带的警卫营四连张连长还没有睡觉，正在侦察地形布置警戒。敌人一靠岸，他就发现了，赶紧跑回来报告我。我当时和曹荻秋同住在一间屋里，刚刚睡下，还没有合眼。听说有情况，就赶紧起床。一面要张连长赶紧通知四连集合准备迎敌，一面通知保卫部长周彬赶紧保护曹荻秋及政治部以及行署的工作人员往北撤退。因为当时政治部只有保卫部还带有一个驳克枪班，其他的人有的有一支手枪，有的根本就没有枪，无法作战。
我同张连长到了最前面，布置两个排先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待机，另外一个排分散开来，准备流动作战。等到敌人监近时，我一声令下，我们集中在前面的这两排就机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另外的那个排也东面打几枪，西面打几枪，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他们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队伍，迟疑着不敢轻易前进。
他们事先大概没有得到我们来到盐东的情报，这次来三灶，和我们只是偶然的遭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挺轻机枪，因此更加畏缩不前。
又是我再次疏忽大意，当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情况时，暴露了自己的身形，敌人一阵子弹打来，我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叫张广林，一个叫聂继祥的都为掩护我而牺牲了。
敌人不进攻，我们也不出击，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八点多钟。这时，我估计机关人员大概已经撤到了安全地带，就组织四连交替撤退，一直撤到十五灶，同机关人员会合。
我们走后，据说日军又在海边仔细搜索了一番，最后才坐上汽船，退回到南洋岸去了。这是我们在反“扫荡“开始后与敌人打的第一仗。
这次遭遇战，我们打死打伤了一些日军，但自己也死伤六‘七个，特别是我的两个警卫员的牺牲，更是令我十分痛心。战斗结束后，三师政治部和警卫四连为张广林‘聂继祥举行了追悼会，哀悼他们为国家‘为人民‘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将永垂不朽！
打完这一仗，我立即发电报，分别将这一仗的情况报知黄克诚及张爱萍‘洪学智。他们都立即复了电，表示对我们的处境很担心，要我们向北靠，不要过分向南走。黄克诚还再三强调，反“扫荡“的第一阶段要以避敌锋芒，保存自己为主，一定要保护好指挥机关和干部不受损失。对我的疏忽大意，他们却没有提出丝毫批评。他们的复电，给我很大的安慰。
此后，我们在盐东坚持斗争，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天天搬家，再也没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这段时间里，我们同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组织游击小组，侦察情报，袭击和迷惑敌人，破坏公路，堵塞河道，截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就这样，在“扫荡“期间，我们再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同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之间的电报联系，也没有中断过。
在盐东，我们同敌人游来游去‘兜来兜去地搞了一个多月。
张爱萍带领主力，黄克诚和洪学智带领机关，也在同时与敌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个圈了，但都没有碰到敌人，只有我一开始就和敌人遭遇上了。
这就是“扫荡”开始时的一些情况。
在“扫荡”中，敌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