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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二日，沈阳全部解放。我们歼灭和俘虏了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的国民党守军十三万四千余人。这一战，光我们二纵队就抓了四万多俘虏。
沈阳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据点，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是蒋军的老巢，攻占了沈阳，就解放了全东北。沈阳这个城市，虽然经过战斗，但破坏不多，因为守备沈阳的蒋军已经毫无斗志，我们是一攻即克，差不多是攻一地就下一地，最后是一路缴械，一直到全部解决战斗为止。
由于沈阳守敌的抵抗并不激烈，所以解放沈阳时，我们二纵队的伤亡很小。但可惜的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却牺牲了一个好干部。他是五师的一个团长，名叫薛剑强。薛剑强是豫东永城县人，在我们二纵队一直是一个拨尖的干部，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团长，都非常优秀。薛剑强这个人打仗非常勇敢，也非常机智，几乎每打一仗，身上都要带一次伤。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展评选英雄的活动，实际上他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沈阳战斗胜利后，仗已经打完，我们缴获了很多东西，他高兴了，就摆弄起刚缴获的一门火箭炮，结果引起了爆炸，把他自己给炸死了。我们当时都很痛心：他在战斗中历次负伤，都没有牺牲，结果却在摆弄战利品时牺牲了，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呀！他的牺牲，是我们二纵队一个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干部，对缴获来的炮和炮弹，在不熟悉它们的性能之前，都不要随便摆弄。
在我们攻占沈阳这个国民党在东北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据点的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其它纵队也解放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锦西‘葫芦岛等地，使东北全境均获得解放。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个战役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近七万人的代价歼敌一个总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又十六个团（内有一个军起义‘一个兵团部并一个军投降），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国民党军队除杜聿明率残敌一万余人从营口乘船逃跑外，其余的全部被歼。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加上人民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彻底改变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从一九四五年冬天，十万大军陆续出关进入东北，到一九四八年冬，全部解放东北，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接着又是八十万大军入关支援华北‘ 解放平‘津，一共只用了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东北的全部解放，为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指挥。抗日战争一胜利，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立即从山东‘苏北‘华北‘西北等地调集大批部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共十三万多人进入东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去东北的是最多的，党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下了最大的本钱，要夺取全东北。
第二‘东北的党‘政‘军‘民团结一，；密切配合，上下一心，将士用命，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上面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打到哪里，就胜利到哪里；打到哪里，交通运输兵站就设到哪里，后勤就支援到哪里。不管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各级地方政府带领民工‘担架‘车辆，把粮食和各种物资送到那里。部队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地方政府也就连续支援，一直支援到我们进关打天津为止。仅以辽沈战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支前的民工就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经常在前线参战的有十万人，由后方运送到前线的粮食约七千万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东北背靠苏联和外蒙古，使我们完全没有后顾之优。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以后，我们历来就是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只有在东北，敌人没有把我们全部包围住。虽然当时苏联刚刚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难，但苏联红军撤退时及撤退以后，都给予了我们适当的援助。尽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认东北局‘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的领导成员，特别是林彪，在具体指挥上的功绩。林彪曾是东北局的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的“东北王”。在三年的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绩是无可非议的。
攻占沈阳以后，我们在沈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队看守仓库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驻扎，就连我们纵队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苏家屯一带，城里的统统由东北军区指定的卫戍部队来担任警戒，维持市内秩序。
部队撤离沈阳之前，我们先清理了战场，将街道上的敌人尸体全部运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将我们自己的伤员送往医院外，也把敌人伤兵收容起来，送到医院。俘虏兵集中编队，由我们派班长‘排长‘连长带领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队撤出城后，我们二纵队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后来作了检查，这就是部队私拿仓库东西的事。
蒋军在沈阳市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军火库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和各种车辆；被服仓库里有不少的冬衣，如绒衣‘毛衣‘风衣‘棉衣‘大衣‘鞋袜等；粮食仓库里有不少从美国运来的面粉和罐头食品，一日三餐，分别打开一个罐头就可以了。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一概不准动，要交由沈阳军管会主任陶铸统一处理。但是，当时陶铸手下没有兵，还得由我们部队来看守这些仓库。我们二纵队攻占的地区，是蒋军主要仓库的所在地。这些仓库就由我们二纵队派部队进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缴获都应当归公。我们也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但是由于胜利，又有大量的缴获，使我们有的部队看到眼红。有的就搞本位主义，偷偷摸摸地把仓库里的面粉搬到部队里去吃，把衣服装备拿到部队里去穿去用。这些事情最终传到了我们纵队党委的耳朵里。当时我是纵队的党委书记，我很担心，怕这件事情万一被查出来，就不好交代。可我把这件事拿到纵队党委常委内部议论时，大家的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说：“咳，政委，捞这么一点点算啥呀！仓库里的东西多的是，而且仓库是由我们守备的，拿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他们这样一说，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也就睁个眼，闭个眼，说我是官僚主义也好，是纵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东西，我当时也是心中无数。
可也不能让部队就这样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说：“拿了就拿了吧，但是以后再也不能拿了，得把仓库全部都封起来。”结果我到处贴封条，然后把仓库交给了军管会。当时军管会也是忙得紧，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详细检查，所以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发现。
后来我们自己一检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们吃半个月的！当时在东北，部队都吃高粱米，这下弄到了这么多的面粉，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些面粉，我们不仅在沈阳吃，进关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些。还有，从仓库里拿出来的服装，我们全纵队六‘七万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衬衣‘一条皮带‘一双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质量很好，全都是纯羊毛的。
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内心受到谴责，感到不好受。最后，北平和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里一个叫九爷庙的地方，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了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期间，我先和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几个同志商量说，我们在沈阳犯了政策性的严重错误，如果在这次会议上不作检讨，不作交代，以后就不好交代了。与其将来受处分，不如现在受处分。我是党委书记，我愿意负责，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于是，经过二纵队党委常委的同意，这次会上，由我发言，对这件事作了一个全面检讨，并且上交了一份书面检讨材料。大意是说，在沈阳战斗中，我们二纵队违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缴获的东西，装备了自己的部队。而且，对拿了些什么东西，怎么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会上这么一检讨，其它纵队的同志立即哗然。说：“你们二纵队怎么这么干哪！”我们受到了大家的责难。但林彪在我作完检讨之后没有说话，只有罗荣桓问我：“你现在才讲，早为什么不说？”我说：“早，我不敢讲。”以后罗荣桓也没有再说什么了。
后来，野战军政治部把我的检讨全文登了出来。这个检讨书一登，整个东北野战军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还骂：“这个吴胖子，当面说得漂亮，这个政策，那个政策，轮到自己就抓一把。从沈阳捞了，到北平才作检讨，现在还刊登他的检讨全文，好像是表扬他似的。”不少人为此议论纷纷。我觉得这是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犯的第一次大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经错了，无法挽救，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诚恳接受，毫无怨言。
后来因为我主动作了检讨，部队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务，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林彪‘罗荣桓没有给我任何处分，只批评了一次就算完事。
从我自己来讲，打了一辈子的仗，还没有干过这样违反纪律规定的事，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当然，事情不是我干的，是下面的部队自己搞起来的，但我后来没有顶住，实际上是默认了。不管怎么说，把仓库里缴获的东西私自拿来照顾自己的部队，而且拿的数量还不少，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全纵队有六‘七万人哪！从历史上来说，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错误。
十七‘准备入关
沈阳刚刚打下来，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我们就接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转达的中央军委命令，要东北野战军在作短暂休整后，于十二月上旬立即准备进关，协同华北野战军，消灭傅作义部队。
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就想，从辽沈战役开始，任务一个接着一个，部队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干部‘战士都已经相当疲劳，一行起军来，拖得相当厉害，掉队落伍的战士相当多。另外，还有许多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马上进关，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对此纵队党委的一些常委很着急。
由于我在红军时期就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老部下，当他在红二师‘红一师师里工作时，我在师所属的团里工作，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熟悉。我就找到刘亚楼说：“我们二纵队打了这么多仗，也打得很苦，你看，从打义县以来，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现在要进关了，这样多的部队总不是一天就走得完吧！
刘亚楼当即告诉我，部队入关的行进顺序已经排好，我们可能走在最后。这样的话，等前面的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我们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休息。
听了刘亚楼的话，我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一定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把部队整顿好‘补充好。”我还要求说：“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让我们纵队部搬到沈阳城里住几天呀？”
刘亚楼答复说，那得请示林‘罗首长决定。第二天，他来电话通知我，已经把我们的意见反映给林‘罗首长了。当时林彪没有说话，是罗荣桓说：“算了，可以，搬来吧！”就这样，我们二纵队队部就搬到了城里，住在和平区，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们再次进城时，沈阳市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一天，沈阳市军管会主任陶铸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和野战军以及东北军区的干部看戏，也请了我们二纵队的几个干部，并且准许我们带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我的儿子新潮，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岁，我抱他坐在腿上看戏。正好，我们的位置就在林彪和罗荣桓的后面。孩子不懂事，把两只手扒在了林彪的肩上。林彪回头一看，见是我的孩子，就笑了笑，问我：“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也有儿子了！”我说：“是的，有了。”这时，罗荣桓也回过头来同孩子拉了拉手，亲了亲他，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