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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军开始协议撤离市区，进至平津前线指挥部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整个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五十二万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其它战场的胜利，已经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北平是华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驰名的文化古城，当时拥有人口两百多万。为保护这座古城免遭战争破坏，平津战役期间，中央‘中央军委一再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以便能完整保存这座城市。所以，北平和平谈判的各种问题，一直都是在中央‘中央军委的全面安排下，由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具体负责执行的。北平和平解放后，我记得好象是由叶剑英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们的部队举行了入城仪式。入城式是代表性的，参加仪式的既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也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既有步兵，也有包括坦克‘装甲兵‘工兵等各特种兵。当天，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先从各个方向进入南苑机场，然后在林‘罗‘聂及刘亚楼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从南苑机场开进北京。一路上，入城部队都受到了北平市民‘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平津前线指挥部进驻北平后，林‘罗‘聂‘刘等首长都住当时的北京饭店。各个纵队则都返回原驻地不动。
到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在进驻北平以前，平津前线指挥部，在南苑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各个部队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检阅。由于当时北平城内的情况还比较复杂，中央领导同志都暂时住香山。
之后，我记不得是那一天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香山接见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师以上干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东北野战军准备继续南下，担负起解放中南地区，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任务，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消灭蒋介石‘汤恩伯‘白崇禧‘余汉谋等国民党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听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大家都极为兴奋，感到这对东北野战军的百万指战员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
接着，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城内朝阳大街的九爷府，召开了全军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前后一共开了十天，我们二纵队的干部就住西单饭店。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当时正是天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由罗荣桓去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会议同时组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现在看来，问题就更加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三‘总结了辽沈‘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和经验教训。林彪在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专门讲了一个团结问题。强调不仅东北的部队内部要团结，更要在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号令下，和全国各个兄弟部队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消灭蒋介石的全部力量，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
林‘罗讲话之后，各个纵队的干部都相继发言表态。我除表态之外，还在这次会议上检查了前面提到的二纵队在沈阳私分粮食‘衣服的错误。由于我主动地作了检讨，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评。回到二纵队，我们紧接着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会议作了传达，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准备立即南下，打到海南岛，打到镇南关（后改睦南关），解放全中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了。
三、南下途中，打猎负伤
平津战役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主要是上面机构改编，下面军、师、团的建制不变。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兵团，全野战军共十五万五千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二十八万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全野战军共五十八万一千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九十余万人；原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三个兵团共二十三万八千人。
同时，除四个野战军以外，中央军委还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军区，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此外，组织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北京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林彪司令员告诉我们，四野司令部和中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立即搬到武汉去，要我们先走，到武汉集中报到，接受任务。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们继续经郑州，到了漯河。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漯河，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线走，经上蔡、汝南、正阳，来到罗山以北的铜钟镇。走到铜钟镇时，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只好在镇上住下了。
不久，雨过天晴，大家都想去镇外玩一玩，看一看铜钟镇的风景，顺便拿上了鸟枪，想打几只斑鸠回来烧着吃。
这时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上，停着三只鸽子，就要警卫员把我的鸟枪拿过来。那是打天津时缴获的一支德国鸟枪，是三十九军后勤部政委于辉给我拿来的。我觉得这枪的确不错，就一直带在身边，并曾用它打过几次鸽子，都打到了。
警卫员把枪拿来之后，推上了子弹。我一看，嘿！里面装的是个打老虎用的大号子弹，就把子弹里的火药倒了一些出来，再装上去。遗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枪筒子里都是土，因为紧急赶路，一路上都顾不及把枪擦干净，我负伤以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靠在土墙上瞄准鸽子，一扣板机，轰隆一声，枪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飞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节。当时，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连心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是我自己犯了个大错误，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一看这种情况，邓华‘莫文骅‘谢阜民和刘转连他们赶紧就跑过来招呼我，把我扶起来。帮我用手帕把伤处一扎，然后叫警卫员从旁边的村子里弄来了一个竹床，让我睡上。邓华‘莫文骅他们几个亲自动手，把我抬到铜钟镇一个地主的家中。当时，这个地主全家都已逃跑，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个小女孩在家。
然后，邓华‘莫文骅他们就在镇上到处给我找医生，可就是找不着。本来，镇上驻着地方军区一个独立团的团部，但部队已经出发剿匪去了。就在邓华他们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说来也巧，这个独立团的医生回来了。他请假回家探亲，正好在那天回来，准备去追赶部队，邓华他们就找到了他。那位医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给我消了毒，并重新为我包扎好伤口，同时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血清。
独立团的医生告诉我们，对我的伤势来说，这些处理只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地彻底治疗，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这时候，三十九军的南下队伍正好路过这个地区。邓华和莫文骅带着我的警卫员，连夜找到了一一五师副师长黄经耀和师卫生部长石光华。黄经耀听说我受了伤以后，当即要石光华带领医生‘护士连夜赶到铜钟镇，为我做手术。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一开始，石光华就给我吃了麻药。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麻药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术完毕，我还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当作手术台的竹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