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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紧张，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为建设好空军，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决定首先抓好两条，即：办好航校和建设好空军的领导机关。
一、办好航校是建立空军的关键。如果办不好航校，也就没有组建好空军部队的可能。这一点过去我们不懂，以后懂得了。所以，中国的空军是先有学校，后有部队。空军各部队的飞行、领航、通讯、雷达、机务、地勤、气象、油料等各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在学校学好后，才能组成部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亚楼关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学校的报告。经过紧张的实地勘察，选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个航校的校址先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整修航校使用的机场、营房、教室等又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我们本着因陋就简、逐步改善的原则，将六个航校的教室、营房，在十一月底都大体上准备就绪了。
当时之所以要将六所航校都设置在北方，主要是因为那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保证航校训练能顺利实施，必须有比较安全的环境。在北方，受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的威胁比较小。后来，我们又将东北老航校改为第七航校，校址仍设在牡丹江。这样，我们就一共有了七个航校。
要办好航校，校长和政委的人选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军党委从东北老航校中，挑选了七个富有飞行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任命为各航校校长。至于航校的政委，空军党委于十月二十一日报告中央，要求从各野战军挑选。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选的名单交由军委选定。随后，各野战军根据军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从中确定了七名。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陆军中的师以上干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航校的领导体系也跟陆军一样，政治委员都是党委书记，负责全盘的政治领导。
当时，航校的校长、政委，经空军党委提出意见后，都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不是由空军自己任命的。足见当时中央、中央军委对空军的重视程度。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陆军的师的机构，由陆军一个一个的调来，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由调来的师政委带来。
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刘亚楼对航校的建设更是尤为重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军第一次航校负责干部会议上强调，以“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作为空军工作的一个原则，无论是干部和人员的调配，机场、营房的修建，飞机器材的分配，还是航空工厂的整顿、建设，物资供应的保证等等，都要首先以办好航校为前提。他还提出，空军初建，没有经验，工作中要多动脑筋，开动机器，办事要迅速、准确，并且要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对航校学员的选调，中央军委也十分重视。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军委就向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空、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之后，经过认真选拨，七个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纳的一大批学员。这批学员，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学员。
就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七所航校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O年初相继开了学。朱德总司令对航校的飞行训练非常关心。他指出：“空军能不能搞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一秒的事情。如果我们别的都好，就是技术不好，那也一样不能完成任务。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朱德的这个讲话，空军党委及时在各个航校作了传达，进行了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给了航校学员以极大的鼓舞。
为迅速满足组建空军部队的需要，一九五O年间，空军曾先后三次扩大了航校的训练规模。通过将近一年的培训，第一批空地勤学员先后毕业。以后，又陆续扩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过这些措施，较快地培训出了一批部队急需的人员。
二、在抓紧航校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建设空军领导机关的工作。刘亚楼对空军机关的组织、业务工作和作风建设等非常重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机关参谋、干事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空军建设总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空军，保卫人民祖国”。根据这个总任务的要求，空军机关一定要建立正规化的机关业务工作，树立和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此，他还明确提出了空军机关作风培养的七条要求。
刘亚楼司令员对空军机关的工作抓得紧，要求严。他要求各部门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对机关工作有预见性，讲究完成任务的彻底性和及时性。他对时间的要求是论分论秒，不能论小时。他要求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动脑筋，出主意，努力完成党和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空军的任务。刘亚楼的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军领导机关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但是，毕竟空军领导机关当时正处于初建阶段，干部又大都来自陆军，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懂航空知识，因此对如何组织、如何编制、如何组建好空军部队等工作，只能是在学习、摸索之中前进。
一开始，空军初建时期的组织结构，只是在各大军区设立航空处。航空处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保管和维护国民党军队留下的飞机、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机场。后来，才在航空处的基础上，组建了各个大军区的空军司令部。与空军党委的工作重点一样，大军区空军司令部组建后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设上。
航校的建设很快就见到成果。一九五O年前后，各航校的速成班学员相继毕业。这些学员毕业后，空军就有了组建部队的基本条件。至于组建部队所需的领导机构，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都是总参谋部下达命令，从陆军成建制地调来，如果我们需要军就调军的机构，需要师就调师的机构，需要团就调团的机构。当时，凡是空军的报告、请求，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几乎是有求必应。送上去的报告，差不多就能得到这样的批示，“照办，完全同意。”
但是，从陆军调来的团长、政委都不会飞，怎么办？我们考虑，不会飞不要紧，先组建以后再作培训调整。刘亚楼曾几次对我说：“像我们这样不会飞的干部，终究是个过渡干部，迟早是要由会飞的同志来担任领导职务的。”
因此，在空军部队的建设初期，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不会飞，都不懂得飞行的基本常识。但是，大队长、中队长都是飞行员，全部是飞行干部。当然，在团里的干部里，我们也尽可能地配备了一些飞行干部，有的是团长能飞，有的是副团长能飞。
为尽快解决航空部队的飞行指挥干部问题，空军常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准备在陆军中选调符合条件的干部，送入航校中进行紧急培训。刘亚楼趁列席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时机，把急需解决航空部队的指挥干部问题，当面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十分关心，很快就会议之便，口头指示有关军区负责人如数送调。结果，各军区很快选调了符合飞行条件的营团干部九十多人。经航校培训后，这批干部成为空军第一批飞行指挥员。
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空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下决心组建空军以后，全党、全军全力投入空军建设，包括海军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设。决心虽下，但当时正值建国伊始，百废待举，我们自己不光没有飞机、没有汽油，甚至全国连一个汽车制造工厂都没有，连辆汽车也造不出来。更不用说是航空工业了。给我们建设空军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那么，靠什么来建空军？在技术和装备上问题上，当时路只有一条，只有依靠苏联。空军初建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同苏联谈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