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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我起初是一无所知。当时在空军，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和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八届中央委员，副司令员刘震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两个上山参加了后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前，空军党委决定我和副司令员王秉璋共同去大连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刘亚楼从庐山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在这个电话中，他给我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德怀在庐山发生了问题。
刘亚楼告诉我，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攻击。毛主席已经决定要林彪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还提议要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说到这里，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还告诉我，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体不好，工作起来很勉强，只能在原则上进行主持，许多具体工作不能亲自参与，必须要找别人来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选择了罗瑞卿。是林彪亲自提出，要罗瑞卿来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林彪选择罗瑞卿，不仅因为他有才干，而且因为他身体好，能组织实施许多具体的工作。
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刘亚楼当时非常高兴。刘亚楼当时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不那么好；第二是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的关系非常好。
说到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这里我说一件事情。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一九五五年，空军后勤部的一个助理员丢了一个工作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记录了空军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计划”。这个笔记本丢了以后，空军党委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和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同时，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军委和总参谋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次三番地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责难。彭德怀说：“这还得了，丢了‘五年计划’，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一查，不但追查了刘亚楼，还追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在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去东北检查空军部队的工作，准备先到丹东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驻地去看看。我过去从来没有陪同过彭德怀，这是第一次。开始的一路上，彭德怀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都很好。车到沈阳东站时，因火车头加煤上水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还动员我到市里去看看，对我非常关心。可没想到，车到丹东的那天早上，彭德怀突然翻了脸，就在车厢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空军丢了那么一个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心。”骂了一通后，他又气哼哼地说，要撤刘亚楼的职，空军司令应该让刘善本来当，刘善本是个内行。这是我头一次领教他的脾气，还真有点吓人。
不知道彭德怀当时因何故对刘亚楼不满。当然，他当时说要撤刘亚楼的职，只不过是借机发发脾气而已。实际上，要想撤掉刘亚楼的职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怀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刘亚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很不好。他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养，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
因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这个丢笔记本子的事情，后来了牵涉到了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罗瑞卿：“空军丢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本子，你这个公安部长为什么不去追查？为什么要袒护空军？你不破这个案，我拿你是问！”接着，他又骂刘亚楼和我。
其实彭德怀也是小题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这个本子上。一个公安部长应该破的案子比这个多着呢。彭德怀之所以如此，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和罗、刘有些恩怨。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丢笔记本的事情，我两次挨骂，实在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那里去诉苦。我跟他说：“彭老总怎么那么厉害呀！为了一个本子，要撤这个，要撤那个，把罗部长也牵进去了。”罗荣桓听了我的话，只是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这之后不久，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向毛主席汇报军队的工作。由于刘亚楼还在休养，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想到会开到最后，当着毛泽东的面，彭德怀又说起空军丢了本子的问题。他还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主持军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办，对什么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当时弄得我十分紧张。
那个笔记本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笔记本究竟丢在了哪里，又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到现在还是一个迷。
坦白地说，因为这个本子的事，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后来在刘亚楼休养期间，空军的工作暂时由我主持，有关空军的问题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怀汇报和请示。另外，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是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
与此相反，刘亚楼同林彪及罗瑞卿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据我所知，刘亚楼与林、罗二人的关系，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罗瑞卿被派到闽西去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认识了闽西人刘亚楼。闽西暴动以后，罗瑞卿成为闽西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刘亚楼则在闽西红军中初露锋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闽西红军被编为主力红军红四军的第四纵队。一年以后，林彪接替朱德担任红四军军长，从此罗、刘二人便开始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先后分任十一师和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一年，罗瑞卿在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政治保卫局长。那时的保卫局在建制上是和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罗瑞卿当时也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到长征结束，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骑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时军团下面的建制就是师，刘亚楼先在红一军团二师当政委，后来又在一师当师长。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时的刘亚楼，正作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在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日本投降后，刘亚楼随苏军来到了大连，并坚决要求回中国工作。不久，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解放后，在平、津战役中东北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共同完成平、津战役的重大任务。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
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我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
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
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
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
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
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