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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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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修建机场方面,有违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长葛机场时与地方发生了纠纷,脱离了群众,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后来虽然纠正了错误,并且向中央写了检讨,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很不好。

七、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在海南岛把一架从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运输机打伤了,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这件事不但使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陪了钱,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声誉。应当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对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不够严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牺牲了一些飞行员。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训,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虽然搞了不少安全运动,却是电报发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实到各方面的实际比较差,所以才会经常发生事故。当然,出事故较多,也有飞机质量不够好、一些零备件不过关的缘故。尽管当时的飞机制造工业不归我们管,但在飞机质量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那些相关的工厂里都派驻有军代表。

九、空军在作风上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锋芒毕露,而且有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倾向。例如对卫生过分的要求,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对下面的要求太高、太严,常常是批评下面多,自我批评少,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人,我们也没有随便撤职查办过一个干部,主要是进行教育。空军的老干部很多,将军也不少,这些老同志对空军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人保守思想严重,不接受新鲜事物,经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对这一倾向,我们应该批评。空军是个现代化的军种,不经常学习,就无法适应空军的发展需要。

十、空军搞了好几个戏剧,如《江姐》、《年轻的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评。在全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工作的方向错了,说我们不管空军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么文艺表演,还邀请中央首长来观看演出,这是沽名钓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空军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抓。而且我们在抓空军文化工作的同时,也并没有放松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问题上(所谓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动,飞机飞到哪里,就由哪里负责地面保障),我们在没有经过很好准备和试验的基础上就推广了,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引起整个空军上下对此都有意见。由于各飞行大队的飞机机型各异、情况不一,飞行大队和地勤大队、场站供应脱离以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问题。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过充分准备和试验就想进行独创,是我们犯的一个较大错误,也是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认真汲取的一个经验教训。

十二、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我们有教条主义的倾向。空军建设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不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力上,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不少飞机,派了不少的专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动地把苏联的经验照搬过来,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什么都不会,飞机飞不起来,地空导弹不会用,不按照人家的学习怎么办哪!所以,在一开始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当时只有先学会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后才能再搞我们自己的这一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不足是,我们到一九五九年以后才由刘亚楼亲自主持,开始搞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这显然是晚了一点。不过,尽管是晚了一点,我们最后还是把中国空军自己的条例条令和教材搞出来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一工作只有在苏联顾问全部撤退以后,我们完全独立了,搞自己的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军开始建军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编制过于庞大,人员过多。

十四、提拨飞行干部不够快,不够大胆。空军初建时期,团、师以上干部大都不会飞行,是外行领导内行。以后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就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配备飞行人员。起初是团、师一级,以后是军一级,我们都相继配备了飞行人员,可是军区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目前还没有飞行人员。就这样,有些人还批评我们这是过分强调飞行,是单纯技术观点。不过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点把一些飞行干部,如把王海、张积慧、刘玉堤等抗美援朝时期的一批战斗英雄,提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空军的发展可能还会更快一些。没有及时、大胆地提拔专业技术好的飞行干部,这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一个失误。因为像我们这些干部,由于自己不会飞行,不懂技术,就只能说空话。刘亚楼也常常说,我们这样的干部,只能是过渡干部。

在我的检讨中,还有一部分是代表刘亚楼作的。刘亚楼虽然去世了,但作为他在空军工作期间的主要助手,我理应代表他对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作一个检查。

刘亚楼这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确确有骄傲自满的情绪。他平时对事对人,总是锋芒毕露。据我所知,“锋芒毕露”这四个字,是林彪对刘亚楼的批评。他经常对同级干部、对下级干部的批评过于苛刻,他说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人家一说反对意见,他心里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说,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自己也认为,这是刘亚楼身上存在的最大缺点。对刘亚楼的这种作风,我曾不时向他提出过意见,也曾把大家的意见向他反映过,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编写条令,身体开始不好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向他提过了。所以我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检讨。

但是,刘亚楼已经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学习刘亚楼的长处,对刘亚楼的不足之处,只能引以为戒。毕竟刘亚楼对空军的建设是有功勋的,尤其是空军建设的初期,部队迅速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对空军的一整套技术业务非常生疏,而且当时战争状态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进入大陆,这使得我们的建军工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紧接着,在空军部队并没有真正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达了要求空军部队立即参加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要团结和领导空军几十万干部、战士共同完成任务,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这就迫使刘亚楼不得不要求空军各级党委和全体干部、战士都要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紧张地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保卫祖国领空和抗美援朝的战斗中打下敌机,立下战功,也不可能把空军部队带出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来。

另外我还特别指出,不仅刘亚楼有“霸王作风”,我也有,空军党委的其他同志同样也有。我对别人的批评也过于苛刻,有时缺乏分析,还有好大善功的思想,喜欢听悦耳之言,不喜欢听反面意见。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想,如果刘亚楼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与林彪的关系,他必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后来被监禁在秦城的,将会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会上检讨完并通过后,会议就告一段落。接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批评刘震、成钧、曹里怀等人,要他们进行自我批评。

七月底,林彪从大连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空军党委的这次全会,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和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去办事。除刘震和张廷发之外,一定要把空军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从工作上、感情上团结在一起,把空军的工作搞好。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要抱着与他们团结共事的态度,不要伤害他们,只要他们检讨认错,表示今后愿意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愿意在三总部的领导之下,在空军党委内部团结一致、搞好工作,有这一点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对刘震等人的批评要适可而止,搞得过头了不好,不要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去对待他们。本着这种精神,刘震等七位空军党委除了在大会上先后作检查、进行自我批评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组会议上,由大家对他们作了一些批评。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说什么。直到会议的最后,我和余立金才一个一个地找每位常委谈话,然后又同军区空军的一些同志分别谈了话。会议结束后,各军区空军的同志离开北京时,我和余立金还专门到机场去为他们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检查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钧在检查中讲到,会议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四个人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一些情况。贺龙听了以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成钧讲了这件事以后,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几个人也先后在自己的检查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军全会的情况。当我讲到成钧他们四个人曾经到了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空军全会的一些情况和贺龙的表态时,林彪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

回到空军,我就找到成钧他们四个人,要他们宇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然后,我和余立金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送给了林彪。我们还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钧等四个人写的,但信中“两条线”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所列举的“林彪指示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这一条罪状的来龙去脉。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们这样对贺龙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但是,说我们“编造诬陷”,却不是事实,因为材料是成钧他们写的。我们只是把别人写好的材料转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们编造的问题。

八月下旬,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第二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后,我们这个会议还是形成子一个团结的会议。

根据林彪和叶剑英的指示,我们在向军委写了报告并得到批准后,对刘震和张廷发两个人宣布了停职检查的决定。

对刘震进行停职处理,是因为这次风波是他挑的头。但为什么还要对张廷发也进行停职检查呢?

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第一阶段,刘震等人除了把矛头对着刘亚楼以外,还针对张廷发。很多人都说,张廷发这个人很骄傲、很霸道,处处训人。我认为,这些批评是对的。张廷发有很多优点,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积极肯干,因此我们向军委建议,将他由空军参谋长提为副司令员。但是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也许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有一度曾经想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在空军的接班人,因此,张廷发更加蛮横和目空一切,对空军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与司令部一些同志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大。十一次全会开始以后,我在他“坐山观虎斗”时,就在心里想,刘亚楼生前对你张廷发不错,现在那些人如此攻击刘亚楼,你至少也应该站出来为刘亚楼说几句公道话吧。可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讲,只想一个人脱离出来。

大概是军委领导对张廷发这个人的情况也有所耳闻。叶剑英副主席听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转告我说:“张廷发可以停职,他太脱离群众了。停职不是撤职,教育一下,转变过来了,还可以复职嘛!”

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给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请示对张廷发进行停职。报告送上去以后,很快就批了下来。在张廷发被停职的问题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军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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