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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兄弟。」
接着嗓子在那里哽咽。站满一屋子的黑瘦小身子，这时像一尊尊塑像一样肃穆。──当我们躺在打麦场想着明天又要有表姐出嫁的时候，而这个表姐我们还对她玩过恶作剧──白薯烤好了而不让她吃，让她在一边干看着，我们都无着无落的哭了。所有的亲人和人们，我们想念你们，在这１９６９年的打麦场上。从此再没有一个时刻能让我们这群捣子这么胸怀人类和放眼世界了。如果说当时我们只是一种自怜和对自己身体之外事物的敏感和忧愁，是一种少年时代应有的烦恼和胸怀的话，那么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四处分散和烟消云散了，吕桂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水缸，出嫁的表姐们都未老先衰地开始头发里藏着麦秸胸前露着一对紫黑的大奶的时候，这时见面再也拉不起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当年的打麦场和新房的味道──表姐，你在出嫁前夜对未来和明天的向往和担心的时候，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当年给忘记。我们将我们的小手反扣到我们的后脑勺上，我们将我们黝黑的小身子放倒在一堆麦秸上，我们对着密麻的星空欲言又止。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大哭一场也毫不做作，但是我们没有哭，反倒从另一个极端走回来放声唱歌。我们唱什么呢？作为一群十一二岁的乡村孩子，我们又是一群没有自己歌的少年。我们张张嘴，不知该唱什么；我们张张嘴，又不知该唱什么。不但我们不知该唱什么，就是当年的成年人和后来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不说１９６９年就说这以后──你们知道自己该唱什么吗？只是在偶尔的兴奋中，不唱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要歌之舞之才能将自己发泄出去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唱起了别人给我们谱成和规定的歌──原来我们唱的还是别人。──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唱什么和舞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歌和舞这时仅仅成了我们的一个借助，就好象我们把恐惧附加在谁身上一样，但是那发出的声调和舞起的身姿，毕竟不能确切的表达我们的含义呀。但是，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舞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这么凑合了，就好象我们没有固定的爱只好博爱一样，就好象我们心里正受着创伤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想眼泪汪汪地上前拉住他的手倾诉一样──哪怕这个时候你碰到一个乞丐也会格外地施舍。在表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不管我们唱什么，都像面对满桌的食物没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面条或杂碎汤我们还是吃得贼饱一样──最后主人问我们：
「吃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其事地点着头：
「吃得挺好。」
当我们面对着星空前思后想欲言又止心中有说不出的柔情和思念我们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只好把痛哭改成唱歌而又没有自己的歌于是就失去目标和没有固定的目标胡唱一番之后主人问：
「唱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地抹着脸上的泪说：
「唱得挺好。」
「唱得挺过瘾。」
当然我们唱着唱着，就超越歌词动了真情。当时我们爱唱的１９６９年的歌曲有三：
一，《南飞的大雁》──歌曰：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革命战士永远想念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请您放心
革命战士为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战士永远跟您闹革命
……
在这寂静和星空满天的乡村夜晚，我们唱得柔情似水和壮怀激烈。甚至我们觉得歌词仅仅就这么两段，还不够我们抒情的。我们的情怀还没有到抒到极致一切还意犹未尽歌词怎么像兔子尾巴一样就没有了呢？我们对歌曲没有第三段第四段对一切没有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歌曲都愤怒无比。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什么还没来得及对毛主席说呢。我们少年的孤寂和烦恼，我们对世界未来不可把握的担忧和向往，我们对表姐们、对吕桂花、特别是根据歌词大意对南飞的雁对自身对异性当然说起来也有些对毛主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这里的毛主席也就概念化拟人化和私人化了，我们就在「毛主席」里面偷梁换柱和加了许多私情──的感情到哪里去寄托？我们在一个革命化的语录口号横行和高唱的年代能够这样夹带私情，也证明我们的故乡和人民是多么地富有生命力和压抑不住的想象力呀，又是多么地善于将具体拟化成抽象呀──让惊心动魄的革命一下就变成私人感情的寄托和乡村夜晚的思念了。唱着唱着，我们甚至连歌词和曲调本身都超越了呢，我们已经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和喊的什么这时唱什么和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唱和喊也就够了，于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和情感，一群乡下孩子对世界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包括对自己的伤感、敏感和对不可知的畏惧，全部在一只南飞的大雁身上喷薄而出了。不只是寄托，还是喷涌──除了表姐出嫁，那时我们对自己最为担心的是──特别是看到自己指头出血或是在暮色和炊烟中看到无边袤远的宇宙时──我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根本：
假如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我明天会死吗？
我什么时候死？
……
想着想着，就不寒而栗的在那里索索发抖。就在那里想喊想哭和想跪到地上去乞求上苍。等你情绪稍微平静之后，接着你的疑问和担心会转化成：
我还没有接触过异性，什么时候接触异性我又不知道，那么我会在接触异性之前死掉吗？──虽然这个事实还没有到来，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够叫我恐怖和担忧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就在世界上白走一遭；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异性是什么样和与异性疯狂地在一起是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
……
当你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接着你的担忧又会渐渐地将目的固定化。这时你会想：
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异性在哪里？她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角落？
……
接着你对世界都心疼的哭了。这时你的思念和具体的延伸可不就附加到表姐和伟人身上了吗？──３０的年后你看到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都把伟人虚拟成「美人」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灯下阅读的时候你还不理解，现在你就理解了。本来一切的诘问和担心都是不可名状和无可叙说的，现在因为拟人和具体的开始，你也就和随便那一首歌的情绪同流合污和一拍即合。南飞的大雁、表姐和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美人」──大雁和表姐无足轻重，但是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天之灵原谅我们，３０年前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偷梁换柱和横加猜想毫无恶意，就像３０年后我们看到京城的面的和修自行车的铺子里都挂的都是您的头像，我们会陡然产生一种思念一样。歌曲只是我们一种无边情绪的寄托。未来的姑娘，也仅仅是一个附着物。我们担忧着具体，但我们的思念和担忧却又远远超越了这些具象。是在具体之中，又在具体之上。是在云雾之中，又在云雾之上──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绪才能和广袤无边和浩瀚如烟的星空相匹配呢，我们才能和毛主席晚年对于哲学和人类的思考殊途同归呢。在这样的夜空和这样的打麦场上，不要说南飞的大雁，就是北飞和北非的大雁，不管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没有一首歌曲能够代表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呀──我们和您，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就干脆不挑拣了。倒是什么歌曲对我们都一样了。我们也就随便找到一首歌曲在那里唱起来喊起来歌起来舞起来唱着唱着我们就自动到达了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所知和我们的独处──思念和担忧这时也显得十分外在化了。到了第二天你们还问：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打麦场上唱歌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唱革命歌曲了？」
我们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又在思念毛主席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听上去你们唱得还是挺动情和挺激动的。」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唱着唱着都哭了吧？」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
虽然你们说的一切都不着边际和隔靴搔痒，但是你们说得都对。于是我们又在这里毫无分歧地达成一致了。──也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思念毛主席的《南飞的大雁》的歌词只有两段是不够的。我们的思念怎么能用两段概括呢？怎么能让这些情绪拦腰斩断和戛然而止呢？──大雁南飞之后，我们的思绪到了无边也就稳定和踏实了。我们飞跃了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异性、吕桂花、表姐──在这一切敏感、伤感和伤心的情绪暂时过去还没有卷土重来的空挡里，就好象我们成年之后在两个恐惧之间的空档里一样，我们集体都放下心来了。一个风潮刚刚过去，另一个风潮还没有来临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又爽朗起来。不要以为我们的童年全是忧愁的岁月，我们在忧愁和忧愁之间，也有笑语欢声的爽朗和不顾一切的蛮野呢。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在话下，包括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属于你的异性、吕桂花和表姐。我们已经拋弃了抽象，现在我们只对具体和现在感兴趣。我们开始调皮、戏嬉和胡闹──不遵守世界的一切既定、规矩和路线。这时月亮升上来了，朗朗世界，荡荡乾坤，打麦场上一片光明，我们不爽朗谁爽朗？我们不高歌谁高歌？于是就又引吭高歌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唱忧愁的歌，我们要让歌声昂扬起来──当然就是昂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我们在爽朗之前对忧愁和恐惧的歌唱已经有了实践了，这时我们的调皮、戏嬉和胡闹，我们的爽朗和昂扬也就有经验可以借鉴了。世界本来就有一条规律，相反的两极，不同的情绪，到头来都是殊途同归的。就像世界上虽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爱和绝对的恨──爱和恨是可以转化有时爱才是恨和恨才是爱一样。于是我们也就毫不费力地捡起了一个或者说是顺手牵羊拾起一个歌曲在那里引吭高歌地唱上了，就开始抒发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爽朗的开心和寄托了，就开始表达我们的壮志和胸怀，诉说我们的追求和目标了。在一种共同的豪情下，我们突然感到有些杰出人物也不算什么了，他不过也是借着一时而不是全部的情绪暂时忘了忧愁和恐惧只是怀揣着月亮升起时候的爽朗和决心就上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片面的只知道爱和恨的单纯含义只知道朋友就是朋友敌人就是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我们这群捣子中的片面者我们不管他背离了瓜田而我们还是瓜田中的一群面瓜的事实我们就判定我们相差无几说不定我们比他们还更全面更豪爽于是我们也就居高临下地更加宽慰和放心了。我们也就更加大胆地可以高唱可以随便挑什么歌了。挑什么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歌都能同样寄托我们的豪爽和昂扬──在当时乡村的舞台上，那些匆忙上马和土法上马的村庄剧团所唱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兴奋和欢乐呀。──家家还有一个小喇叭，一根电线扯过来，「哇里哇啦」就唱起了样板戏──我们每天在舞台上和喇叭里听的都是这个，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胡传奎和阿庆嫂──胡传奎问得好：阿庆呢？就好象是问吕桂花：老王呢？或者是：牛三斤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铁梅和喜儿，就好象突然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姑娘。这时她们唱的什么就像我们在打麦场上要唱什么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看着你在那里穿著戏服和打着胭脂在马灯下走来走去，我们幻想你下了舞台就跟我们回家。台下人头攒动，我们大呼小叫。谁说我们乡下少年没有情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