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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拖拉机的少年还围着他问这问那──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但是久而久之，因为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而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也就不再去理会他的过去和「东方红」拖拉机了。加上一到九十年代，我们村里有一批像俺爹这样的兔子──说老就老了，一下老了一大批；有的本来不该老，现在也提前患了老年痴呆症；一大批人整天在那里此起彼伏地自言自语和喃喃自语，俺爹只是这些喃喃自语中的一员──需要照顾和澄清的历史感情委实是太多了，我们也只好撒手不管和大而化之了。这些老兔子之间，相互还有些不服气呢；你说你的「东方红」，我还说我的「三炮台」呢；你说你的拖拉机，我还说当年我在日本人的队伍里牵过马呢──黄瓜嘴表哥到了７５岁以后，整天说的就是在日本人军队里牵过马。本来一家是要去山西逃荒，逃着逃着，就被日本的军队抓了夫。他拉着日本的军马往前走，眼看着前边一匹军马就惊了车；一个日本兵上来照那夫头上就是一枪托，眼看着那夫子头上「咕咕」地冒血，还不忘奋力的拉马──第一次听起来惊心动魄，久而久之就让人失去了耐心和让历史失去了当年的意义。但他们说着说着自己就感动了，就脱离我们回到了他们重新创造的过去，甚至抬起自己的衣袖或是拾起前襟上一块脏兮兮的小手绢，擦着他们已经烂了的眼圈当然也已经昏花──是昏花在前烂眼圈在后──的老眼。每一个人都在利用往事的回想来支撑他们的人生，每个人在回想的时候都加入了他们的创造，甚至他们还想用往事来代替我们的现实──于是我们为了实现就让他们的阴谋屡屡落空。──５０年后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这种拒绝是多么地肤浅啊。这时我们也成了老年的兔子，我们也开始拒绝现实而生活在回想之中。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回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它甚至比我们的前瞻和畅想还要重要呢。前瞻和畅想只是一种想象，而我们的回想却句句落在实处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往事不也成为一种前瞻和畅想了吗？往事之中有前瞻，而前瞻里面却没有往事。这就是往事和前瞻的区别。这就是往事为什么会因为时间的距离和遥远的丧失而突然显示出它特有的美而我们纯粹的前瞻和畅想想着想着就突然感到恐惧的原因。如果这时让我们在往事和前瞻的沉浸中选择一项的话，我们就会奋不顾身扑向往事而像远离水火一样躲开前瞻。这还不包括在往事中还能见到我们在现实中再也见不到的亲人和再也不能出现的旧梦呢。接着我们又体会到，对于往事的沉浸，一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的主旋律呢。在这个阶段中，总有一桩事，一个人，一段情节和一缕思绪，一股流水和一朵流云在那里像音乐的主旋律一样不断往复──只有这样，才能使回想构成一段完整统一的篇章和协奏曲。这个旋律可能是一匹马，可能是一辆拖拉机，可能是牵牛不断叱咤的面孔，也可能是吕桂花那妖娆和灿烂的一笑，可能是接煤车的侥幸，也可能是对一种随时还可能发生的恐惧和担心，你在那里强化和思考它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你当时采取的一切对策，这对你的现实都有帮助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往事的随想和现实并不冲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俺爹和他当年的战友们３０年后在他们头脑里回荡的主旋律还是当年的拖拉机、「东方红」、拉夫和日本洋马是理所当然而当时我们对他们的拒绝是一种肤浅。你们在述说你们的平安着陆。你们在证明你们一辈子虽然历经曲折但是结局和晚年是温暖和幸福的──你们还有得可想。谁知等５０年后，我们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的往事值得回想呢？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担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说，爹，你在村西暮色中旁若无人的身姿，喃喃自语翻动的嘴唇，匆匆而过的路人像我们肤浅的时候一样可能会说你有点傻，而幡然悔悟的我们却开始说咱爹到底是咱爹。你一辈子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东方红」拖拉机就是一个纯朴时代的象征。１９６９年是一个特别让人激动的年头。「东方红」拖拉机带给了我们无比的骄傲。你身在其中，你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像老蔡一样出现在别人的村头，大姑娘小媳妇一下围住了你的拖拉机，你脖子上搭着一块白毛巾，你手上还戴着一双白手套，你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你像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一样从驾驶舱里向大家挥手──这就是你和那个年代和毛主席特别相通的缘故吧？──为了这个，我们和你一样，对现在的柏油路和社会风气也开始有些愤世嫉俗了。
１９６９年，我骑着自行车，从镇上拖拉机站俺爹处捎回来一块大肉。就像清醒以后的现在一样，当时我对拖拉机和俺爹是多么地依附呀──那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新兴的产业也会给人带来莫名的骄傲。当别人问我大肉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含糊其辞说是从镇上捎来的，而是连自行车都没有下像骄傲的公鸡一样昂起自己的头：
「从拖拉机站捎来的！」
「从俺爹处捎来的！」
……３０年后，我怎么还能遑论当年的俺爹和拖拉机呢？不知秦汉，无论魏晋。１９６９俺爹的拖拉机就像１９６９年我的自行车一样，也是他老人家超拔和飞升的一个人生支点──俺爹袒护拖拉机，就像我袒护自行车一样，怎么能会没有一些夸张和矫饰呢？有些夸张和矫饰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记得那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夜晚──因为拖拉机，它在我们家搅起了一场兴奋的风暴──自从那次风暴到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么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半夜，全家已经入睡，俺爹从外面拍门。一开始把我们吓了一跳，等他进门宣布他带来的消息，我们马上也跟着兴奋了：原来他的拖拉机手要转正了。接着掏出来一张表格──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表格感到它是多么地庄严啊──它代表着一个国家，代表着一种承认，代表着一种允诺和代表着一种正式。俺爹过去是一个合同工，现在要转正了；俺爹原来是农业户口，现在要转成「非农业」了──当我们不拿村庄和自己当回事时，俺爹却已经成人和成仁了。我们接着想到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得道鸡犬升天。于是俺爹的转正就成了我们全家的转正。爹的半夜归来又增加了转正的急迫性和严肃性。爹进屋以后也是满脸严肃──当我们还不明事情真相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提前进入自己创造的氛围和境界了，将我们排除在外也在所不惜。当我们从被窝里露出我们的小头因为这种被排除和不明真相有些尴尬和羞愧的时候，俺爹才突然煞有介事地想起什么，大声向我们宣布：他今天半夜回来不是为了别的事──当然也和往常不一样，是因为他的拖拉机手要转正了，现在要来村里办转户手续。虽然我们刚才因为被关在事情的门外有些尴尬，但是我们因为这消息的突然反倒在那里更加欢呼起来。接着我们唯一的犹豫的是：
我们需要在半夜把自己的衣服穿起来吗？
当然最后举家都在那里穿衣服，这举动的本身比最后穿起衣服围着爹看表格引起的兴奋还要让人激动呢。记得小弟上牙打着下牙在那里发颤。──真穿起衣服倒没有什么，但穿衣服的过程就像大鹏欲飞一样让人激动。这时俺爹倒大将风度地劝住了我们：
「大家不要起来了。时间紧得很。」
时间的紧迫性又增加了事情的神秘感。本来我们要欲飞了，现在我们只好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将翅膀收回──不要因为我们动作的不当影响事物的进程──将欲起的光身子又退回到被窝里。爹这时说：
「明天早上八点之前，必须把一切手续递到县上劳动局，不然指针就作废了。我现在就得去找刘贺江队长和王喜加支书，让他们给我办户口！」
于是事情就更加严重了。虽然３０年后我们觉得这种时间规定也是扯淡──一个表格早交一个小时和晚交一个小时又怎么了？为什么必须是八点呢？九点就不行了吗？但是当时八点就必须是八点，这种虚张声势的不可更改性，倒是又徒然给我们增加了一种兴奋感和对事物的不可怀疑性。就好象我们看着街上板着面孔匆匆走过的人我们不能怀疑他目的的严肃性一样。于是还没有等我们起身，俺爹就又匆匆忙忙找刘贺江舅舅和王喜加表哥去了。在这个普通的天上挂着一牙弯月的夜晚，一家人接着还怎么能入睡呢？我们怎么能想到当年庄严匆忙的爹爹，３０年后会变成一个患上老年痴呆症和摆头症拄着一根枣木棍站在村西的土岗上自言自语和喃喃自语个不停说着拖拉机其实他这时说拖拉机和说别的话题对我们这些听众来说没有任何区别的一个人呢？换言之你这一生以这种方式度过和以另一种方式度过对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人生能有什么影响呢？３０年前那个兴奋的夜晚不过是一场自负和自欺欺人的玩笑。──你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当时还是有当时的意义，当时对我们的世界和人生还是有影响。爹转成正式的拖拉机手对于我们家对于我们的村庄对于这个民族和世界都有不可估量和不可更改的意义。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有一种人生的兴奋。虽然这种兴奋有些小题大作，俺爹和我们全家都因此有些膨胀和矫饰，推动了我们家、村庄、民族和世界的发展。世界哟，你是多么地虚荣、虚伪、虚假、虚弱、虚拟和虚张声势。──而对于这种虚伪和虚张声势的揭穿，恰恰是当它脱离了我们虚拟的环境而出现的。──虽然爹爹最后转正了，成了「非农业」，在我们的家庭和村庄的地位一下就超拔和飞升了──在他人生中开始了一段如日中天的时光，但是如果把俺爹脱离这些虚饰的光芒放回到拖拉机站，放回他工作的人文环境，原来他并没有改变什么。──揭穿他虚张声势的画皮还不是３０年后，而是３０年前有一次我到拖拉机站去找我爹，我突然发现如日中天的俺爹，正被几个人捉着当马骑呢──看到俺爹在那里受辱，我立马义愤填膺提刀就要杀人，但是我的爹爹还在人身下向我挤着眼睛说：
「大家在一起玩呢。大家在一起玩呢。」
就是这样一个毫无份量的爹地，仅仅几个月内，还拿着一张表格在老婆孩子面前充大呢──为什么非要半夜回来呢？傍晚回来就不成吗？是不是一种精心的策划和故意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３０年后我们想，当时的爹地就更加没有意思了。这种在我们面前的膨胀和夸张就显得有些过了头──当然我们的热情，也马上显得一钱不值。而当时我们却被他的假像给迷惑了。我们还在那里跟他一起兴奋和紧张，一起说：
「是八点吗？那可得快点。」
由于我们的过分的热情，他甚至像主席台上的领导人开始用自己的手掌往下压群众的掌声一样──对我们的百依百顺都有些不耐烦了。──而且：他还真把我们给镇住了。也许过去我们没有拿爹当回事，但是现在因为他手中的那张表格──说起来当时那张表格还是油印的呢，我们还能闻到那表格散发出的油墨香呢，就像我们第一次上学从孟庆瑞老师手里领到课本这课本的油墨香一下也增加了这课本、课堂和老师的严肃一样──一下把我们给镇住了。如果说这场闹剧是俺爹的精心策划的话，那么他半夜归来煞有介事的表演现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在我们小哥儿几个面前，一下打了个翻身仗。我们觉得爹一下就高大起来了。世界的重量全在今天晚上这夜半时分了。我们要不要为爹而在这夜半唱上一首歌和咏叹一个男高音呢？同时我们还和爹一起在那里担心：
「刘贺江舅舅会不会在家呢？」
「刘贺江舅舅就是在家，王喜加表哥是不是也在家呢？」
「他们会不会这两天到三矿去拉煤呢？」
「如果两个人有一个人去拉煤，今天的事情可就要吹灯拔蜡了！」
「那就要误了明天的八点了！」
……
我们在那里心急如焚。接着好象这两天还真的没有看到刘贺江舅舅和王喜加表哥。天哪，说不定真的要误事呢。这种潜意识中的担心的焦虑感，又陡然给爹的寻找增加了戏剧性。──１９６９年的一个普通的有着月亮的夜晚，我们父子几个，排练的就是这么一场徒有虚名的恢宏话剧──戏剧的前提和假设，全是爹爹给提供的。因为剧情的紧张和急迫，连半夜归来的环境虚似性也被我们忽略了。全剧的悬念和主题都归结为：
寻找刘贺江舅舅和王喜加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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