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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在1931年8月病逝后，内亲朱庭祺便热心介绍毛彦文与熊希龄认识。紧接着，两人在1935年于上海完婚，当时男方六十三岁，女方三十三岁。 洞房花烛之夜，熊希龄得意至极，自撰《定情曲》一首以为纪念。而当时宾客甚多，对熊毛婚礼致贺之诗联，尚有不少脍炙人口者，例如沈尹默贺联云： 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另外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以一首打油道贺，诗云： 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 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熊希龄（1870—1937） 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曾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民国建立后，历任财政部长、国务总理等职，晚年主要从事教育、慈善以及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陆徵祥：外交官变成了神父 陆徵祥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陆徵祥，有一个嗅觉特别灵敏的鼻子，简直就是气象台。 陆徵祥他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常常出门时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但他总会带雨具上学，惹来同学笑话；及至放学后，在回家途中碰到下大雨，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成了落汤鸡，只有陆徵祥因事先准备雨具而没被雨淋。 后来，同学们问他怎么会想到要带雨具，他神秘地说，他的鼻子能测天气阴晴，故先准备。若遇雨天，同学问雨何时可止，他便出去看一看，深嗅几下后说：“明天中午雨停日出。”第二天果然应验，所以大家称他是“晴雨表”。 陆徵祥从小受洗，是个虔诚基督教徒，早年在俄国担任外交官时，认识了一位在俄国教授贵族法文的比利时姑娘培德。两人一见钟情，经过二年的交往，决定步入礼堂。当时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颇大，加上彼此认识不深，所以异国婚姻并不多见，双方家长得知这项消息，都极力反对，使馆人员更警告陆徵祥：“你这样做，会断送前程。”但陆徵祥宁可放弃做官，也要和培德结婚。后来是驻俄大使特别通融，才让这对异国恋人结成连理。 婚后，陆徵祥剪去发辫，并被调至荷兰担任驻荷公使。平时因国情而无法出来与丈夫一同接见宾客的培德，到了荷兰后，成为能干的女主人，不但安排宴会事宜，还经常与丈夫出席外交官的聚会，对陆徵祥的事业帮助甚大。 由于妻子关系，陆徵祥转而改信天主教，晚年成为一位神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代表在巴黎开会商讨战后事宜。当论及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的租借地时，原本趁战乱而出兵占领胶州的日本，竟向大会提出把胶州让与日本的要求。消息传回来后，举国哗然，群情激愤，大众强烈呼吁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切莫在和约上签字，甚至扬言要烧他的房子，威胁他的生命安全。最后陆徵祥在舆论压力下，拒绝签字，退席回国。 陆徵祥（1871—1949） 字子欣，上海人。清末毕业于同文馆，曾任驻外使馆翻译，以及驻荷、俄等国公使。民国建立后，历任外交总长、国务卿等职，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和约。1919年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在舆论压力下，拒绝签署和约。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许世英：脱衣舞有助于增加人口 许世英 政坛元老许世英年轻时，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是好朋友。 当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开府天津时，某年，许世英离京赴津，到督署访晤李国杰，然后两人在书房里高谈阔论起来。 彼时李鸿章正在签押房（时人称之为衙门中的“军机处”），听到他们的谈话声，便问随从是什么人说话这么响亮，随从回答：“是孙少爷与朋友在讲话。”李鸿章于是传孙子进来，问明来客身份，即把许世英召来，行礼如仪后，开始谈论时局朝政。 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败，李鸿章由于代表清政府割地赔款，毁谤集于一身，每每论及时事，便摇首欷嘘不已。许世英见状，即劝道：“方今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朝中大臣，新旧异词，傅相举措，动关大局，必因招谤而难见用，应该考虑急流勇退。”李鸿章一听愕住，默然无语。 次日，李鸿章对孙子李国杰说：“许世英人小胆大，位微言高，而神清气爽，语音清越，自丹田发出。此人一生将贵寿无极。” 许世英于宣统二年（1910）奉命到欧洲考察司法制度。有一次在巴黎，他被邀请去观赏脱衣舞，观舞未毕，当地记者突然趋前访问，要他发表对脱衣舞的感想。 他踌躇了一下，笑笑说：“这是很好的娱乐，同时可能也有助于增加贵国的人口。” 记者一听，大为满意，翌日，当地报纸刊出中国许代表的谈话，说脱衣舞可增加人口。 许世英平生不吸烟，不喝酒。某日他与王宠惠闲谈，王宠惠指着手中的雪茄说，自己吸了一辈子的烟，这点星星之火，烧掉好几栋房子与好几部汽车。 许世英闻言接口道：“我从来不吸烟，但至今仍然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 说罢，两人抚掌大笑。 许世英（1872—1964） 字隽人，安徽至德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后被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民国建立后，出任司法总长，确立律师制度，设置新式法庭。历任内务总长、安徽省长、内阁总理、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并曾担任驻日大使。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徐锡麟：为革命而花钱当官 徐锡麟 曾经考上举人的徐锡麟，在加入光复会后，为了方便进行反清活动，竟不惜花钱买官，并获得安徽武备学校副校长一职。由于该校校长由安徽巡抚恩铭兼任，他很欣赏徐锡麟的才干，不久便升其为巡警处处长兼巡警学校校长。 秋瑾男装照片因为这层关系，让徐锡麟得以策划枪杀巡抚并举事的革命行动。 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辍学回国后，经徐锡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由于她对革命抱着高度的热忱，并积极从事妇女运动，因此徐锡麟即将自己创办的大通学堂交给她负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们共谋起事，但因提前发动，双双失败，先后就义。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六日（1907年8月14日），革命志士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枪杀巡抚恩铭，并与清军激战四小时，最后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翌日遭处决。 民国成立后，在其牺牲地安庆大观楼旁修建了纪念楼阁，楼阁柱上悬有黄兴一副对联谓： 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安庆民间也流传一联如下： 铁白主义，民族思想，早已与世并臻，未及睹白帜飘扬，地下英灵应不瞑； 只知公仇，安识私恩，胡竟为救所厄，幸尚有群雄继起，天涯芳木俱生春。 徐锡麟（1872—1907） 字伯荪，浙江山阴人。出身富商家庭，早年读书时，喜欢天文、算术。光绪三十年（1904）加入光复会，并与陶成章等创办大通学堂，借以培养、训练革命同志。后与秋瑾在浙江、安徽一带起事反清，因寡不敌众，失败被擒，壮烈捐躯。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梁启超：不能与老师同为罪人 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力倡保皇（光绪皇帝），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有过激烈论争，长年处于对立的局面。 梁启超 但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创建后，胡适却称许梁启超为革命的第一功臣。他在日记里写道：“任公（梁启超号）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又说：“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徐志摩与陆小曼 1917年，康有为伙同张勋进行复辟，把溥仪抬出来当皇帝，身为康有为学生的梁启超却与段祺瑞结合，讨伐复辟；马厂誓师一电，即由梁启超执笔。 当时有人对梁启超说，他的老师康有为正建立新朝，他却草檄声讨，不为老师留丝毫余地，这在师徒情谊上实讲不过去。 梁启超则认为，师徒归师徒，在政治方面，不妨各有其主张。他还说：“我不能与我师同为国家罪人。”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央请梁启超证婚。由于徐志摩是离婚再娶，陆小曼则是离婚再嫁，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他虽然答应了，但在证婚时，却前所未有地当着满堂宾客，把新郎新娘狠狠训了一顿。 训过之后，他气犹未平，第二天还写一封信给女儿梁令娴，以表达心境。该信内容为：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即陆小曼）当头一棒，盼望她能有觉悟（原注：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罢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七岁，他身后留下的遗墨手迹，据胡适估计，约为三万件，件件都笔锋严整遒劲，绝无轻率苟且落墨的。 为什么会这样？胡适说那是因为梁启超成名太早，自知其片纸只字，都不会被人丢弃，都有人会要收藏，所以即便是张小小的便条，也都慎重其事，笔笔不乱写。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二岁中秀，十七岁中举，有“神童”之称，后拜康有为为师。光绪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维新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民国建立后，先后在袁世凯的“人才内阁”里担任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后来在北京、南开、东南、清华等大学任教，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贡献卓著。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三部分黄兴：生死成败都在十月 黄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后，在对国旗图式的问题上，黄兴与孙中山意见严重分歧。黄兴鼓励长子黄一欧杀贼救国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时代的青天白日旗，并表示该旗乃陆皓东所制，许多烈士为它流血，不可扬弃。但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的国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式，以标榜中国井田制度的社会意义。可孙中山嫌它不好看，又有复古思想。 除孙、黄两人意见外，另有主张用五色旗表示五族共和，也有认为应采十八星旗，以示全国十八行省。 在彼此争议，相持不下时，黄兴秉革命团体团结之义，毅然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在写给胡汉民的一封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指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光绪三十三年，黄兴领导发动“钦廉之役”，结果不幸失败。在最危险时，仅剩四人逃到山上，而围攻之清军，则有约六百人。 身处危局，黄兴极为从容镇定。他命其他三人随自己，在敌未接近时隐伏不动，待进入五十步内，即一齐开枪，每排枪下来，清军必死两三人，连开三四排枪后，敌人死了十多个，再不敢冒进，四人也终告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