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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