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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他就要满35周岁了。
孙建冬是个老股民，股龄超过十年，2001年之前他一直是有输有赢，冷静下来一总结，发现根本没有挣到多少，尤其对比投入的精力，独处的时候自己想想，也要怀疑到底值不值。
在孙家，一应固定资产的添置均由孙建冬负担费用，小到冰箱，大到房子，叶美兰只是取巧地买些诸如卫生间里的毛巾、门厅里的拖鞋，以及厨房里的碗筷之类，基本属于表表心意的意思；如果出现大笔的开销，如孩子上幼儿园的赞助费等，也一概由孙建冬掏钱。他每个月固定给叶美兰2000元补贴家用，至于水、电、物业、煤气、有线电视、宽带、电话费之类的收费，则每个月通过银行另从他的工资卡里扣除。至于叶美兰的收入，基本就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孙建冬向来不管不问，但其实叶美兰也有她的难处，她的娘家比较麻烦，父亲叶茂和弟弟叶陶都是好惹事不安分的主，她又是个孝女，自打嫁给了孙建冬，她那一份倒有点是为娘家而挣的意思了，自己身上的行头反而不如单位里的姐妹，跟孙建冬那些外企的女性同事就更没法比了。
孙建冬早先一直在做销售，收入还是不错的，他又几乎没有任何花钱的嗜好，除了应付家里的开支，所有的现金都砸进股市里去了，十来年，陆陆续续的，他前后投入了将近100万。炒股的人永远嫌本金不够，孙建冬牢牢地把发工资的存折捏在自己手中。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叶美兰因为自己挣钱不多，倒也不敢干涉孙建冬炒股，她偶尔关心问一声，孙建冬总是一句“你又不懂股票，问它干嘛！”就打发她了。
2002年初，股市连续下跌。叶美兰有时也在《广州日报》上看看大市行情，发现情况不妙，慌忙偷偷查了一下孙建冬的股票账户，这一查不打紧，叶美兰的心都疼得哆嗦起来了！她清楚地记得，上一次自己背着孙建冬去查他的账户是在2001年刚入夏的时候，孙建冬是满仓的，股票价值大约110万。叶美兰向来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居然拥有百万资产，这还没算上他们的房子，当下她的小心脏狂跳不已，充满了自豪和喜悦，她不曾对任何人透露过半个字，内心对丈夫更加崇拜得无以复加——这才刚过了半年，孙建冬还是满仓，账户上的股票市值却只剩60万了！不见了整整50万！这得顶叶美兰不吃不喝干十年呀！她感到自己的脑血管在剧烈的扩张，那一瞬间，她的视力模糊了，周围的人声也仿佛隔了一层棉花才传到她耳朵里。她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叶美兰是电信三产企业一个普普通通的出纳，她每天的早餐是一个茶叶蛋或者一个难吃的叉烧包，外加一盒香满楼的牛奶，中午的盒饭是六元一份的云耳蒸鸡饭或者咸鱼肉饼饭，从来不超过十元的规格，即使晚上加班，她也舍不得花钱打的。无论是她的想象力还是她的理解力，均不能承受50万元这样天文数字的损失。叶美兰是个滥忠厚没用的本分人，不敢像赌徒那样指望翻本，她很害怕剩余的60万再继续缩水。
2002年的春节，广州的天气暖得像初夏，孙建冬至今都记得那天中午艳阳高照，他只穿了一件衬衫还觉得热，叶美兰坚决明确地提出要求参与财政，两人大吵了一架。这一来，孙建冬发现，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叶美兰居然不是第一次偷窥自己的股票账户，还企图干涉他的炒股事业。孙建冬怒了！他摔门而去。走之前，他问叶美兰：“家用我没给你吗？这股票里的钱有一分是你挣的吗？！”
由于心态不好，孙建冬的操作甚至跑输了跌跌不休的大盘，那一段，正是他心理最黑暗的时期，他对自己强烈失望，非常希望能有人帮他一把。当这样的无助和失望无从排遣，他开始暗地里迁怒于叶美兰，他正式向自己承认了对这桩婚姻的不满，门不当户不对，人家都说财色兼收，他倒好，既没有得到财也没有得到色。不管在股市中或者工作中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得负责维持家中的一应用度，这令孙建冬的心感到非常累，而且没有安全感。明明是两个人都在工作，但是这个家好像全指着他一个人的收入，叶美兰的那些表心意性质的购买，只能让他不屑。
但是老婆是他自己选的，没有人强加给他，也没有人欺骗过他，甚至没有人引诱过他。回顾历史，在这桩婚姻的起源，叶美兰甚至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像样的色诱，姑且不论她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孙建冬没法把责任推给叶美兰，只能自己负全责，那两个月他在家中总是沉默地板着英俊的面孔。
叶美兰在这样的背景下和他的那场吵闹，让他对这桩婚姻更加觉得了无趣味。碍着孩子，孙建冬没有撕破脸皮，春节过后，他主动申请了公司在上海的市场部产品经理的职位，这一走，就是三年。
开始，叶美兰慌得六神无主，心都被掏空一样，后来见孙建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广州看看，并照常按月给她家用，家里遇到大事儿，该给的钱他都照给，不多啰唆一句，叶美兰才渐渐地安心一些，但是孙建冬一直对她很冷淡，有事说事，没事他能沉默上一整天，这样的冷战让她非常难受。
一方面，叶美兰因为丝毫不能给丈夫一点帮助而有些惭愧，另一方面，由于对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她认为自己更加需要加紧储蓄——孙建冬把100万押在了股票上，股票是孙建冬的指望，而她则把自己押在了孙建冬身上，孙建冬就是她的前程，这个前程现在充满了未知和动荡。
有一次孙建冬回广州探亲，都晚上十一点了，还有个年轻女人打他手机，正巧孙建冬在卫生间，叶美兰接了，问是哪里打来，对方说了句“他知道我是谁”就给挂了。这个电话仿佛在叶美兰心上扎了根刺，让她不舒服，她悄悄地记下了那个号码，事后一查，发现这是一个成都的手机号码。
孙建冬父母的家中雇着住家保姆，孩子平时都住在爷爷奶奶家，不需要叶美兰照顾，叶美兰在矛盾和犹豫中，能做的只有努力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甚至勉为其难地去考了纸夜大文凭，以期缩小与孙建冬的思想差距。叶美兰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但是孙建冬内心并不买账，他认为打扫卫生是每月花几百元钱就能请个钟点工搞定的事儿，是不值钱的劳动力，而关于那纸文凭，孙建冬认为从结果看，对叶美兰的思想水平没有起到任何提携的作用。
从2002年初到2005年夏这漫长的三年多里，股市不但没有丝毫转暖，而且愈发走向深渊。孙建冬无可救药地依然满仓，而他的股票市值已经缩水为43万，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在一个极度绝望的夜晚，他歪歪斜斜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远离毒品远离股市”八个痛苦的汉字。
有时候他想，或者叶美兰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毫无用处，要是三年前听了她的，至少现在还有60万的本金在。但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工作了三年多后，叶美兰瘦小的外形和普通的衣着越发地让他喜欢不起来了。
眼瞅着自己一年一年奔四而去，至今仍住在那套仅有的不足一百平米的单元房里，心高气傲的孙建冬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套房子还是当年他和叶美兰结婚的时候买的，位于一个朴素的小区，邻居都是些日子平常的人家，小区物业收取低廉的管理费，保安的模样多半不讨人喜欢，矮的矮瘦的瘦，说话的样子没有礼貌，他们的制服料子廉价做工粗鄙，小区建筑的外墙几年都难得清洗一次，到了冬天的晚上，楼道里摇曳着昏暗的灯光让疲惫的归人心中凄惶，每当这个时候，孙建冬心中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DB专业气派的办公室以及五星酒店们电梯间里铮亮的四壁和柔软的地毯。他们的房子在9层楼，天天上上下下的爬楼梯，闹得叶美兰每次下楼来买东西，都要仔细想想是否还需要买些别的什么，而他的同学中有些人已经二次购房，住进了漂亮宽敞的电梯洋房。
除了个人资产上的失意，孙建冬曾经两次竞争大区经理的位置，均铩羽而归，至今也没能在公司里混上个满意的级别，六年来他一直停留在一线经理的层级上。这一切都令他的心中充满了焦虑。
孙建冬把双手枕在脑后，想着邱杰克走后空缺的大客户部南大区经理的位置，他一直在努力争取这个职位，这回，他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似乎是有希望了。
一晃已经离家在外三年了，他暗自感慨着，这次如果真能得到邱杰克留下的那个空缺，终究还是要回到广州去了，莫非命中注定，他就该在法律上属于叶美兰，他赚多少钱都是替叶美兰赚的？
每次想到叶美兰，孙建冬总是一半儿抱歉一半儿厌烦。叶美兰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忍耐，从一而终是她的人生信仰。在叶美兰三年如一日的坚忍和追随中，这场由孙建冬发起的精神冷战，对他本人的折磨似乎甚过对叶美兰的折磨，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血气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有时他似乎不想跟任何女人一起过了，但求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孙建冬的大脑风车般转着，他忽然意识到几乎忽略了沙发上的沙当当的存在，这让他有点抱歉，似乎是为了弥补，他在黑暗中侧耳听了听沙发上的动静，沙当当的呼吸很轻，轻得让人几乎察觉不到，她一动不动地蜷缩在毛毯下面，似乎睡得很熟。
孙建冬太累了，他终于在一堆的混乱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隐约中一只饱含饥渴的手在摩挲他下巴上的胡子茬，一个柔软的身躯钻进了他的被窝贴上他的身体，他感到说不出的舒服放松，顺手搂过那个身子抚摸着，好半天，他闭着眼睛告诫意欲推动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那人说：“好啦，别得寸进尺了。”
沙当当沉默不语，过一会儿她说：“孙经理，我不会向你提任何要求的，我真心喜欢你，什么都不在乎，我能照顾好自己。”
孙建冬听她表白情意，又保证不给他惹麻烦的意思，他叹口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想这样，不然对你不太好。而且，我做人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就这样吧，否则，要么你出去，要么我出去。”
这两人的年龄差了几乎十岁，沙当当向来不能彻底明白孙建冬的心思。越是不明白孙建冬的思想，孙建冬的冷漠和寡言，就和他性感的身体及英俊的眉眼一起，越发令沙当当心心念念地着迷。
当下，沙当当听孙建冬说得很绝，不敢造次，再说，此番近得孙建冬的身体，她已经喜出望外，就温顺地从了孙建冬的意思。各怀心思的两人一番有底线的温存后，沙当当到底年轻，先睡着了。孙建冬在黑暗中燃起一枝烟，吸了几口，伸手到枕边摸出调到无声的手机，屏幕上显示当晚有23个未接电话，都是来自同一个号码，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十分钟前才拨入的。都几点了，她还拨！最近两个月叶美兰经常在晚上没事找事打他手机，弄得他不胜其烦，有时她自以为是地说一些关心和想念他的话，让他听了就掉一地鸡皮疙瘩。孙建冬一阵烦躁，索性关了手机。
早上不过七点钟的光景，床头的电话忽然响了，孙建冬向来警醒，他马上接起电话，有点预感地迟疑地“喂”了一声，对方在那头沉默了一下，幽怨地问道：“你怎么会到成都去的？为啥不接我电话？”
听到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孙建冬的心一沉，怕哪样偏偏就来哪样，她还真查到他住在这个酒店。孙建冬有点担心地侧脸看了看身旁躺着的沙当当，她没有一点动静还在熟睡着，他这才背过身子，压低嗓子对着电话无奈地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
电话那头叶美兰忍不住接着追问：“你到成都见谁了？是上回半夜打你手机那女的吧？”一种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浸透了她的声音。
孙建冬下意识地看了看椅子上放在一起的他自己和沙当当脱下的衣服，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不关人家的事。”
那头忍不住压抑地哭了，孙建冬感到自己的力气仿佛一下全部流失尽了，他哑着嗓子疲惫地说了句：“你不要总给我电话，行吗？我被你追得都害怕电话响了。”
他说罢，不等叶美兰再说话，就挂了电话，然后把电话线拔掉。他转过身来，发现沙当当已经醒了，正睁大双眼凝视着他，目光清澈得像秋天的泉水。孙建冬无声地把她搂到怀里，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乌黑的长发，像要给自己寻找一丝安慰。沙当当挺了挺身子迎合他。
过了一会儿，孙建冬有些失神地说了句：“当当，你以后不要找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