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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场骚然”。
在此情况下，议长只好同意先议“速开国会”案。随后，罗杰等议员相继上台发言，全场轰动。在表决时，民选议员们主张用起立进行表决。群情激昂之下，会场上的议员竟然全体起立，即便是那些钦选议员和王公世爵也不例外。在欢声雷动中，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据当时凭票入场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
在资政院放言高歌的自由气氛中，会场渐趋平静，议员开始平心静气的讨论预算、教育等方面的议案。1911年1月10日，首届资政院大会圆满结束。应该说，资政院作为中国议会政治的首次尝试，表现得如此有声有色，实在是出乎世人的意料。譬如当时辩论最为激烈的弹劾军机案，便差点让奕劻等人去资政院接受议员们的质询。资政院的这种大胆行为，对于军机大臣乃至清廷的尊严和威信来说，可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隐然已有三权分立之态。
可以想象，位高权重的奕劻等人当时是何等的尴尬和恼怒，就差不能派人冲进资政院将这些大胆的民选议员们给统统抓起来了。
议员们除了在会场上行使自己的权利外，很多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也在悄然形成，譬如政党的组织和地方自治的兴起。早在1906年，“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1906年12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以迎合清廷的预备立宪。1907年3月，康有为以保皇派为班底成立了帝国宪政会，初具政党之雏形。
1907年10月，梁启超策划成立政闻社，以马相伯为名义领袖，鼓吹立宪政治，可惜不到一年便被解散。办政闻社的时候，梁启超本想拉拢湖南才子杨度加盟，但杨度不甘居于人下，后来他自己创立一党，这便是1907年5月在东京成立的宪政公会。不过，后来杨度被张之洞等人保荐入了宪政审查馆，宪政公会无人打理，于是也就自然消亡。
在当时的资政院中，隐然形成两派，一派是劳乃宣等人发起的帝国宪政实进会，俗称“白票党”，另一派是政学会，俗称“蓝票党”。在国民大请愿运动中，以请愿同志会和各省谘议局议院为班底形成的宪友会，当时的势力也很大。另外，资政院的几名活跃议员罗易、长福等人在1911年6月组织了辛亥俱乐部，并在各地发展支部，会员一度达到200多人。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有一些立宪团体，如吉林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等也都相继出现。
地方自治也是预备立宪的一个重要内容，正如两江总督端方所言，“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础”。1909年1月，民政部便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交由宪政审查馆核议，随后经朝廷正式颁布。
由此，各省地方都开始筹办地方自治事务，如城镇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事，各设自治公所作为办事之地。其中，议事会议员和董事均由选举产生，经费出自地方，地方行政官负有监督之责。为了更好的实行地方自治，各省在宪政审查馆的指导下，纷纷设立自治研究所，以学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在1910年到1911年，各省和地方都初步设立了各级自治组织，尽管最终没能很好的运作，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从谘议局、资政院、组织政党和地方自治等实践活动来看，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则民众（主要是地方士绅）的政治参与热情将持续升温，最后将象洪水一样无法阻挡。
换句话说，政治改革一旦启动，便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否则民众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其可怕的。从动机上来说，清廷是希望以立宪来换取万世一统、江山永固，但是，任何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各种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譬如清廷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其本意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一旦诞生便会自行滋长，它们一旦真的履行起民主和监督功能的话，它就不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进西方民主的运作方式对破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固习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如选举制度破除了传统政治的非竞争性，议会政治挑战了专制统治的非公开性，组织政党克服了民众参政的非组织性，地方自治瓦解了集权体制下的非自主性。加之当时的新闻限制未严，其舆论的公开助势，更是缓解了信息的非对称性，民众也得以畅所欲言。
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不是革命，胜似革命。在立宪党人和民众的的努力下，假以时日，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逐步转型，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革命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在立宪派为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事情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革命党人却愤愤的向地上啐了口唾液，他们和立宪党人很快便分道扬镳，继续专注于革命大业。
不过，和立宪派的欢欣鼓舞不同的是，革命党人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这几年中却屡遭挫折。首先，同盟会的内部就闹不团结。由于同盟会是原有几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虽然孙中山在国际上和革命党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创立的兴中会当时已经几近消亡（只剩冯自由和梁慕光两人加入同盟会），而其中实力最强的是黄兴、宋教仁等人创立的华兴会。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便因为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激烈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
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该立刻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当时旁观的原华兴会主要成员宋教仁站在黄兴的一边，他认为孙中山这个人“素来不能开诚布公，做事近于专横跋扈”，“不如另外早以为计，以免烧炭党（太平军）讥”，于是也要提出辞职。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虽然黄兴最后勉强服从了孙中山的决定，但其本人仍旧是“意颇怏怏”。这件事对同盟会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退让下去，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和孙中山心存芥蒂了。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刘道一和蔡绍南在江西的萍乡、万载和湖南的醴陵、浏阳，发动会党和矿工举行起义，东京的同盟会员得知后，争先回国从军。当时江苏新军第九镇的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也有意响应，但起义不久便被镇压，刘道一等人在长沙遇害，赵声等人被革职。1907年3月，清廷得知萍醴浏起义是同盟会所为后，便要求日本引出或者驱逐孙中山。在清廷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赠送孙中山五千元，另有日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要将孙中山礼送出境。
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两千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孙中山开始的本意呢，其实是打算将余款用做军费，前往西南边境发动起义。
孙中山走了之后，《民报》的主编章太炎（原光复会员，《苏报》案坐牢期满后于1906年东渡日本接管《民报》）得知孙中山还接受了其它款子，他便立刻跳了起来。经章太炎这么一嚷嚷，这下同盟会本部可就炸开了锅了。同盟会的人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便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这时却正在西南联合会党发动起义。1907年5月，孙中山和冯自由联络参加了同盟会的三合会首领许雪秋、余丑等人在潮州黄冈起义，但起义坚持了数天之后便告失败。同年6月，为了策应潮州起义，孙中山又派邓子瑜联络会党在七女湖起义，但同样遭到失败。消息传到东京后，同盟会内部的“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
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揆一互相扭打起来；而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由于事态严重，刘揆一急忙致急函给黄兴和胡汉民，希望孙中山向同盟会本部引咎自责。孙中山复函说：“党内纷争，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而黄兴则复函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要求众人消除误会。
经过黄兴和刘揆一的努力调解，第一次“倒孙风波”才告平息。但是，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很是明显，孙中山后来也不太过问同盟会本部事务，而同盟会组织也有涣散之势。
在同盟会本部为孙中山赠款事件而吵闹不休的时候，原光复会的一些同盟会员在徐锡麟和秋瑾的筹划下，准备在安徽和浙江两地同时举义反清。徐锡麟是浙江山阴人，别号“光汉子”。他在1903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光复会，1905年创办半军事化的绍兴大通学堂，为举义培养干部。后来徐锡麟试图打入清政府内部，于是便通过表伯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的关系，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俞廉三的门生）的重用，当上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及陆军小学监督，并掌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之后，徐锡麟便让秋瑾接管大通学堂，两人在安徽和浙江分头准备举义。
秋瑾和徐锡麟是老乡（同为浙江山阴人），别号“鉴湖女侠”。她在1904年东渡日本，1905年分别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浙江负责人。1906年，秋瑾回国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并大力提倡女权主义。1907年3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总办，并秘密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号称有七千人之众。
后来，秋瑾与徐锡麟商定于7月19日（六月初十）在浙、皖同时起义。不料6月中旬有会党提前起义，导致官府对徐锡麟和秋瑾的动向有所察觉。徐锡麟得知消息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先起事。7月6日，恰逢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和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都前来祝贺，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掏出手枪对恩铭连发七弹，其它数十名学生也纷纷行动，抢占军械所。但是，由于敌众我寡，虽然徐锡麟将恩铭击毙，但他们很快便被镇压了下去。
徐锡麟举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秋瑾便立刻安排大通学堂的人员掩藏枪弹，焚毁名册，并迅速疏散。很快，安徽方面便查获了徐锡麟和秋瑾的往来通信，并通知浙江方面迅速捉拿。秋瑾认为自己系一女子，且无确凿证据，即使被捕也无妨，便让其它人散去后自守大通学堂，从容待捕。绍兴知府贵福平时与大通学堂多有来往，与秋瑾关系也还熟悉，便将她送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讯。李钟岳审讯秋瑾也颇为难，一来他敬仰秋瑾确是才女，二来因她是女子无法动刑，便请示贵福如何处理，贵福怕秋瑾牵连自己，便电禀浙江巡抚张曾敭，将秋瑾“先行正法”。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最后于绍兴古轩亭口就义，年仅31岁。秋瑾就义前，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我系一女子，死后万勿剥我衣服”。
在徐锡麟举义失败后一年，由于时值光绪和慈禧太后的国丧期间，打入安徽新军内部的同盟会员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密谋乘机举事。熊成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后参加了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和柏文蔚等人创立的岳王会。岳王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秘密组织，后来在柏文蔚的主持下，会员大都加入同盟会。
1908年秋，清廷安排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新军在太湖举行秋操，也就是联合军事演习。熊成基等人当时在安徽新军中担任队官等职务，便想乘机发动起义夺取安庆，然后攻占南京，北进中原。1908年11月19日晚上，在熊成基的指挥下，马、炮、步各营出动，会攻当时的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全宝早有防备，熊成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