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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廷钱也赔了，歉也道了，但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招收信徒，这“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尖锐。当时各国政府也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法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老百姓对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们，开始由好奇变得疑惑，再由疑惑变得憎恨。
1900年也是庚子年，这年的怪事可真一桩接着一桩。四五月间，天津街上忽然出现“红灯照”仙姑妹妹，这些十来岁的少女穿红衣，系红裤，扎红稠，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最奇的是，仙姑妹妹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挥舞手中的红扇，便飞离地面，越升越高，飘然空中，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不停闪烁，忽远忽近，有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游游荡荡，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在红衣仙姑之后，天津城便传闻“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这义和团是官方后来改的名字，原本叫义和拳，又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喜欢操练武术，强身健体，义和拳的武功也相当有特色。据说他们练功时，师傅焚符诵咒，待到烟雾燎燎后便让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往往导致练习者手足痉挛，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紧接着，师傅和弟子们便一跃而起，操刀弄棍，四周劈杀，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友情提示，请勿模仿！）
义和拳本在山东活动，后来由于袁世凯在那里追拿得紧，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并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即乾字拳和坎字拳。坎字拳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活动，天津之乱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等地，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了北京城。
坎字拳和乾字拳都崇尚红色，和天津的“红灯照”仙姑妹妹可能是近亲。庚子年的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把洋人消灭干净。其中，“洋人、教士和教民”分别被扣上“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帽子，遇之则杀无赦。
义和拳经常对外宣称，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除了请天兵天将外，义和拳的大师兄还每日还勤练独门秘术。据说他们的神功分两种，一种是浑功，一种是清功。浑功是低级别的，一百天就可以出师；而清功则需要练习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神功练好后便可以不畏枪炮，刀枪不入。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很多人学的都是速成班，大多数人连浑功都没有练成。不过这也不要紧，各师兄弟们临阵前往往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符咒的实际效果似乎没有宣传里说的那样神奇，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一般还没等到念完符咒，便已经稻草般的倒在枪炮之下。由此看来，义和团的宣传材料颇有虚假广告之嫌。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义和团是个松散迷信的非政府组织，那它为何能明目张胆的进入京师呢？原来，这又牵扯到光绪皇帝的问题。就在上一年（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
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
义和团进城后到处设坛，还让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慈禧太后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当权派载漪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并请义和团来看家。就连慈禧太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以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朝中的官员见后便也纷纷效仿，将义和团大师兄奉为贵宾。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
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鬼子和二毛子，各国公使和教民们也十分恐惧。更有甚者，义和团不但仇杀洋人，这些人对当今皇上光绪也是十分不敬，还一口咬定他是洋教教主，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光绪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效法外洋，罪不可赦。据说，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闯进宫中，扬言要拿取“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光绪帝是也；“二虎”则是指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里通外国的“卖国贼”李鸿章。
庚子年的五月，伴着义和团的香烟缭缭，北京的天空也是一片阴霾，隐隐有一种不祥之兆。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队伍急剧壮大，管理极为混乱。就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事实上已经是陷于半失控状态。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任意抢劫教民甚至是与外国相关的财产，后来就干脆发展到公然焚烧教民民居，并杀了不少教民。
接着，顺治门内的各教堂拳民们放火焚烧，连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一带商业区也被连累，四千多家商铺和民居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这场大火绵延城阙，三日不灭，可见无组织民众的盲动能量之大。
局势一旦失控，整个政府的职能也就宣告瘫痪，官员对此乱象也是无可奈何，丝毫不敢招惹义和团，譬如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和主事杨芾等人，就被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拳民们乱拳打死。城里的富贵人家，要么出城避难，要么只能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而就在这时，慈禧太后还召见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不知道是迫于无奈还是有意招抚。
在此之前，天津早已乱成一团。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也无力禁止，于是那些拳民们成天扛旗带刀，出入于闹市之中。不到半月，天津便坛林纷立，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天津的那些洋教士们看到如此情形，个个是胆战心惊，他们和教民们后来纷纷逃往租界。
局势失控后的北京，事态开始急剧恶化。由于义和团不懂什么国际法，更不懂外交人员保护法，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了那些洋鬼子最为集中的外国使馆。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的时候，被乱兵杀死，尸体甚至被肢解抛在路上。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大为惊恐，纷纷向本国告急求救。慈禧太后得知后也很紧张，便下谕给各国使臣，请他们到总理衙门来商议护送这些洋人出境之事。
可惜的是，那些外国公使对当时清廷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不信任清廷能够控制局面并安全的护送他们出境表示。在各公使发生分歧的时候，一向狂妄自大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独自前往总理衙门，结果被端王载漪手下的虎神营在途中杀死（杀人者，虎神营恩海小队长是也）。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其他公使惊恐不已，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闭门不出，加强使馆戒备，等待联军的救援才能脱离困境。
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本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招来了大大的麻烦。于情于理，清廷当时都是要负有严重责任的。
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难以管束，朝廷之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并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党，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则继续支持义和团，并主张乘机围攻使馆，彻底消灭洋人在华势力。
至为荒唐的是，慈禧太后随后竟然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据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难记》中的描述，当时使馆区外，炮声日夜不绝，连义和团也赶来帮忙，数万人披头散发，跑到屋顶大喊大叫，以壮声势。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使馆区的洋兵，只有区区四百人，而近万人的清军居然攻打了几十天都拿不下来，估计里面大有文章。据说，慈禧太后忽然对使馆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原来，当时上海有份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当时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是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个消息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汇报给了荣禄。
荣禄听后大惊失色，彷徨终夜，天一亮就紧急入宫禀告慈禧太后。老太婆这才明白，洋人之所以不肯朝贺王储，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而这又是她最为担心的。慈禧太后当时就悲愤交集，老泪纵横，洋人这是在要她的命哪！如今的一条路，也只能和洋人拼了！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慈禧太后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就干脆拼个鱼死网破罢！
或许有人要说，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使馆为何又屡攻不下？当时有报纸称，李鸿章（当时在广州）听说主攻使馆的是董福祥的部队后呵呵大笑，他对别人说，“使馆无恙，尽管放心！”
李鸿章何以如此乐观呢？原来，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炮声轰轰响，实际上毫无威力。要说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恐怕还是要归功于当时的武卫军总司令荣禄。荣大人虽说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但他并不是傻瓜。他心里清楚，万一真把使馆夷为平地，那些公使们全部上西天，万一以后洋人打进来，这追究起来，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于是乎，荣大人从一开始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得远远的，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军队去打。荣大人觉得老太后的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据说荣禄当时不但不敢下狠手，反在使馆不支的时候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是崭新的德国军火。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相当于旅长）张怀芝带着“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开花大炮威力巨大，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定被夷为平地。正当要开炮的时候，张分统忽然又下令缓发，跑到上司荣禄那里，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不肯留下书面证据，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张分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结果使馆区是受了一夜的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