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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战争基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中国共产党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经历了由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可以说，没有以城市为中心暴动的失败，就没有以农村为中心，用农村包围城市去最后夺取政权的胜利。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来城市应该领导农村，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已经证明，谁想夺取政权，谁就得首先占领城市。1871年，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是在法国的大城市巴黎诞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首先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 ，建立革命政权的。
但是，各国的国情并非完全一致，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只能借鉴并沿袭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的传统模式。
瞿秋白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等问题的认识比较早。但在1927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由于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的影响，对武装斗争是否应以农村为中心，存在过疑虑。他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曾说：“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以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在革命紧要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其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但会议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同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指出：“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的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依然强调城市的领导作用与工人运动高潮是“决定胜负的力量”。这次大会提出的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准备全国工农总暴动的路线，仍然是“城市中心”的观点。
上述关于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文章和谈话中看，都认为是坚持了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相继在一些中心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其结果都适得其反，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其一，南昌起义选择了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的道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但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想占领中心城市广州，以广东做根据地，再举北伐。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几乎全军覆灭，未能达到目的。
其二，秋收起义的原计划是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采取四乡暴动的方式，但起义最初的主攻方向仍然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其直接目的也未能实现。
其三，广州起义实行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造成革命高潮的方针。广州起义发生在“八七”会议以后，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广东省委决定发动的。按照原计划，当南昌起义军南征入粤并与东江农民军汇合后，一起进攻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起义后称广州苏维埃，又称广州公社）。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实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由于中外反动力量的联合围攻，起义也告失败。
此外，从1927年秋到1929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些起义虽然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积累了经验，但都因没有解决革命的主攻方向问题而招致失败。失败的教训表明：在中国，实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是行不通的。
三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1．红军的创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党认识到：武装工农“实是我党第一等的责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以致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时无力抵抗。“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毛泽东的精辟发言，是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起点。
对于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农民武装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1927年9月，毛泽东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提出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思想，从而在实践上开始了扭转了只注意城市、不注重农村，只着眼进攻、忽视适时退却的做法。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伟大实践，其伟大意义在于找到了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突破口。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即着手恢复、整顿和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积极扩大工农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创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四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根据地发展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是把必要的退却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同时和稍后一个时期，各地的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均有较迅速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扩大到几十个军，约10万人，建立了大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如贺龙、周逸群等创建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向前等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邓小平等创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
总之，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武装起义，百川归海，最后都在农村站住了脚、扎下了根，使中国革命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2．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内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阐明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压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基本点：
首先，毛泽东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广泛存在，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主要在城市，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相互间的斗争又加剧了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政治上的军阀割据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第二，中国经过了国民革命的洗礼，有国民革命影响的遗留，群众基础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国民革命时期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发动起来过的地方。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不但没有解决中国原有的社会矛盾，反而使这些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它必将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持续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
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可以对付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必要力量。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这是红色政权正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否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变为现实。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
什么叫“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这个地方就会立即被敌人占去。不建立强大的红军和没有红军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阵地，是革命胜利发展的立足点，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流寇主义。因此，只有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坚持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这个主力军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红军和红军战争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实行土地革命，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土地政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割据地区最重要的困难，就是稳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适当照顾中间阶级的利益，是土地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三者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工农武装割据”才能成功。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思想的吸收和再创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坚持用“城市中心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也提出要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他们思想中的这些正确方向，对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有启发。瞿秋白在1927年10月发表了《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文，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已含有“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城乡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反动统治巩固的程度不平衡。同时，中共六大还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