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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的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付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在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慎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方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虎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了？”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藏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保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地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多万解放军官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春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成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他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
第13节 模范工厂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召，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成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