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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撒切尔夫人并不是对此毫不在乎。常务秘书派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她，她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打击。但在公共场合她从未流露出痛苦。牛奶事件像其他事件一样反而使她更坚强。”
曾经把“当财政大臣”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的撒切尔夫人，在1975年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中，出人意料地胜出。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我来说，这犹如一场梦。”
1979年5月，保守党以极大的优势成为执政党。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从格兰森市到唐宁街10号，她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克服性别带来的阻力或许是她的第一大成绩。英国是个社会观念极为保守的国家，男性具有先天的优势，而女性要成为领袖，需要更多的自信和勇气，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她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抗争，同男性社会的抗争。作为首相的她，还要艰难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她总是感到自己没有被完全接受和认可，大选的胜利也没有完全驱除她的疑虑。在她将要组阁的人员中，只有两个人在选领袖的时候投了她的赞成票，其他人在第一轮就反对她，有人现在还是不服气。男士们为受到一个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恼火。但是，大选的胜利让她增加了信心，她相信自己有驾驭政局的能力。
经济是执政后首要关心的问题。打开国家的有关账簿，她发现经济状况比预想的还糟。撒切尔夫人要求更大程度地减少公共开支。她说：“我们不应该把国家看成慷慨大方、乐仁好施的神仙，在你洗礼时为你祝福，在你人生征途的每个阶段陪伴你，在你的葬礼上为你致哀。”她降低了标准税率，却大幅提高了增值税率，几乎是原来的一倍。国人为之震惊。
骄傲遭不耻，狂妄遭篾视（2）
在讨论1981年财政预算时，更表现了撒切尔夫人的坚定与自信。也许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她坚持己见，要求继续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而财政大臣和绝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认为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是灾难性的，必然会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甚至有人以提出辞职相要挟；有364名经济学家说这样将导致英国经济的崩溃。但撒切尔夫人认为，她的方案不仅符合经济规律，而且在深层意义上，也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她不悲观失望，不为对手的强大而泄气，也不惧怕自己的孤立。
一次撒切尔夫人在准备进入下议院大厅听取预算报告时，遇到了她的经济顾问沃尔特———是她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她说：“你知道，为了这个方案议员们会逼我下台。即使那样，我也不后悔，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在财政预算方案实施初期，失业率直线上升，人们怨声载道，一些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笼罩全国。保守党内部对方案的争论依然无止无休，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方案的实施寄予极大希望。很久以后，大臣们才意识到了新方案的潜力，承认新方案是改变政府和国家命运的转折点。此后，每当他们说起国民经济连续8年不断增长的事实时，总是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
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告诉人们，撒切尔夫人政府不是一个协商型的政府，表现了一种我行我素的风格。
作为首相，处理外交事务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她注重密切和美国的关系，也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往来。
虽然她并没有和苏联人正面交手，然而正是苏联人使她成为国际名人。她曾多次抨击苏联，认为苏联是和平的最大威胁。在197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她再次言辞激烈地批判了苏联，认为苏联的目的就是称霸世界。它有实力实现这种野心，“因为它是先生产枪炮再发展黄油，而我们是什么都发展了才发展军事。苏联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超级大国———仅就军事而言。他们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权毫无保障。如果英国不了解这点，用苏联人的话说，‘我们将注定被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她这段异乎寻常的讲话无情地贬斥了苏联，令苏联人极为恼火。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立即予以回击，戏称她是一个“铁女人”。塔斯社一向不屑理睬无名小卒，这一绰号立即使撒切尔夫人名声鹊起。
撒切尔夫人对自己拥有这样的绰号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她不断努力调整自己，以更加名副其实。对于一位“铁女人”而言，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撒切尔夫人上任不久，适逢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这是她的首次外交出访。她飞往东京取道莫斯科，飞机加油时，苏联总理不顾礼仪的束缚，亲自到机场目睹“铁女人”的风采。她到达东京后，轰动了整个日本，因为她是与国际政治家站在一起的惟一女性。所有的照相机、摄像机镜头都对准了她。陪同她赴东京参加会议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回忆说：
“无数的日本人，包括许多妇女，被撒切尔夫人所倾倒。他们目光中流露出的好奇和钦佩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撒切尔夫人最后一个发言，也是惟一一个不用发言稿的人。她的发言多次被听众热烈的掌声打断。”
在会上，其他领导都在千方百计地套近乎，她却我行我素。她和美国总统卡特打招呼时，总是叫他“总统先生”，而从未叫过他的昵称“吉米”。
英国对欧共体承担的巨额费用更让她忧心如焚。英国的会员费呈不断上升状态，1978年英国承担的费用是8亿英镑，到了1979年已接近10亿。在历时数年的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她坚持要索回“我们的钱”。每到一处，她都不失时机地表示，英国除了支付应该支付的钱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掏。她的坚定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谈话方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1979年11月下旬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她强烈要求削减英国支付的巨额费用。她不愿意在所谓的外交技巧上劳心费神，而是以满腔的热情和直率的观点与其他首脑展开辩论，甚至把共同体的预算称作是“偷窃英国国库的凶恶强盗”。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听了她的话差点昏了过去，法国代表团的汽车已发动起来准备退场。
1980年8月底，最后一次协商会议举行。撒切尔夫人强硬地说：“我们必须为英国利益斗争到底。”会后，法国总理德斯坦离开会场时怒不可遏地说：“我决不允许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再度发生。”他还轻蔑地说：“一个杂货商之女成了一国之主，岂不是咄咄怪事！”前西德一位官员严厉地对英国驻欧共体大使说：“她使我们总理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她必须向他道歉。”而撒切尔夫人则在广播电台上高兴地说，欧洲人称她是“女戴高乐”。
1981年5月，英国和欧共体终于就费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这个问题最终在她第二任期间得到圆满解决。
在1982年4月2日到6月14日的英阿战争中，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是主战派。5月2日，英国潜艇击沉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战舰，造成阿方368名士兵溺水身亡，使战争升级。两天之后，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2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大臣们感到危险增大而开始对和谈感兴趣时，她坚持打赢这场战争。
由于英国在远离本土8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撒切尔夫人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以巩固，给保守党人罩上了一层瑰丽的光环，奠定了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的基础。
玛格丽特·撒切尔三次连任首相，开创了英国政治历史的先河。对她的曾因为墨守成规而停滞不前的国家，她有着巨大的、转折性的影响。
画家徐悲鸿曾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这就告诉我们，人不能骄傲，至少不能把骄傲表现出来，一表现就有了傲气。但在骨子里要有傲然的气质和自信。人是需要自信的，即相信自己，信任自己，为自己的优点、长处、成果深感自豪。无此，人连守住自己活下去的勇气都不会有。而这自信就是骄傲。自信也是需要表现的，尤其是要做大事情的人，他们一定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向旧事物宣战的勇气，这也一定会被人们判定为张狂，自不量力。在这一点上，一个被国人臭骂的“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还能当上国家领袖，也说明英国的开明，而我们就保守得多。这的确说明了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局限性。看现今我们国家的那些开创事业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是充满了骄傲的动力和自信的气度？只是在他们成功以后，我们没有发现罢了。
引子
悟道
☆我爱我，才激情涌动；我欣赏我，才事业成功。
☆只有当人成功了，那些所谓骄和狂的议论才能停止，而且，人们会转而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认为那是魄力和大气。
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1）
走进陈规的自缚手足，走出陈规的潇洒自由
43
这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
日本的一个叫和田清的史学家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说是明末弘光年间的遗物。一次，一些史学家在一起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还有中国的蓝文征。在传阅那张地契时，大家称赞不已。等传到蓝文征手里，他判定不是明物，而是出在清光绪年间。白鸟听了很惊讶，让他再看看。蓝文征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东北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亦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点头，又问蓝文征：“你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文征故意问他：“是哪个陈教授？”白鸟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向蓝文征伸过手来。
原来，这位日本史学界的泰斗，在研究中亚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学者，复信说，可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白鸟说，如果没有陈寅恪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
陈寅恪是学术界的一位奇人。一次，苏联学者发掘到三件突厥碑文，怎么也弄不懂，而经陈寅恪翻译，各国学者没有一人提出异议。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也是在世界许多学者没法翻译的情况下，由陈寅恪翻译的。
这里还有陈寅恪的一些趣谈。
1925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教授要回清华大学任教，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他的教职，并许以高薪，却遭到了陈的拒绝。他说，他只对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感兴趣。
在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时候，清华的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说没有。曹就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他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梁无奈，只好说出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个教授对陈的推崇，这才使曹把陈寅恪请回来。
他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所在的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在清华，凡遇到解不开的学术难题，人们都找他。
陈寅恪除在国内，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英国、挪威、瑞士、美国等学习了20年，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听说哪里有好的大学或教授，就到哪儿去，从没听说他获得过什么文凭、学衔。由此，且不说他的学问，只精通的语言，就有英、法、德、俄、日、意，还有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突厥文、暹逻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印度的梵文、巴利文，还有许多中亚西亚现在的和已经死亡的文字。
吴宓称他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他说：“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安妮塔在小学就不是一个乖乖女，她讨厌单调刻板的授课方式，喜欢在课堂讨论中表现自己。中学时喜欢读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尽管她不懂，但她却认为这些作品“闪烁着反传统的光辉”，魔力无比。
安妮塔经常和男孩子约会，然后用谎言来搪塞母亲。为此，她常常遭到怒骂和狠打。
1960年，18岁的安妮塔冒雨求学感动了院长，成绩不好的她才得到了进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的机会。她不注意仪表，满口粗话，完全没有女孩的妩媚娇柔。她渴望体验新事物，比如性解放、同居。为了推销自己，她刻意打扮起来参加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