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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吗？”
“你对你儿子还怀疑呀？”儿子笑嘻嘻地反问，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妈，只要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又是半年过去了，儿子告诉我，他们的项目已经开发成功。儿子从这时开始做项目经理，这是我国IT界很缺少的人才。因为一个项目常常需要各种人才的配合工作，这些人才所涉及的知识，项目经理都要有所了解。对于项目经理来说，需要复合的知识结构，是一个计算机知识方面的全才，而不只具备单一的计算机知识。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我不希望儿子是一个在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养肥的鸡。我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挫折和磨难，千锤百炼、玉汝于成。我希望他是鹰，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飞到大海上去，而不只是在上一辈人的翅膀底下飞。哪怕他一开始飞得歪歪斜斜，但最终要凭自己的力量搏击风雨。我希望他性格快乐，人格健全，钱挣多少无妨，只要能温饱足矣，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挣钱的机器。
我知道，这一次，他飞出去，就是真的飞出去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儿子选择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不会再帮他选择，我只会远远地看着他，牵挂着他。我的目光会随着他越飞越高……
我想要什么？我只想让儿子成为一只能在风雨中飞翔的鹰。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1）
吴雯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忧心如焚，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高考，不仅是考学生，同样也是考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志愿；如何选择学校里五花八门的专业；如何内紧外松，所有的压力自己扛；如何为孩子制作可口的饭菜，让孩子有一个好胃口；如何帮助孩子克服考前的焦虑、考后的不安；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失败的打击，重新站立起来，这一切都成了考验家长的一道道关口。高考大“移民”
太阳白晃晃的，烤得人七窍生烟，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
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考得好，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如果考得不好……他不愿想下去。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当初为了能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他没少求人。儿子小铉有北京市户口，是刚刚才办下来的，但他的学籍在山东，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
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
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达三十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
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一百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
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站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
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惟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
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儿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
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儿子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
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七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儿，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七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