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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1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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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  

连载:我的世界我的梦   出版社:   作者:姚明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机。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  
。章明基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都。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跟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工作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来后,就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

  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求签名和合影。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要求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

  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走到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确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甚至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说,姚明在NBA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民族的自豪和情感。在我的有生之年中,甚至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中国的运动员总是会有一些负担。从18世纪早期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相对贫弱的国家。对姚明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中国回到往日辉煌的表现。在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社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功范例。有些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做了自己父母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内地落后地区去沿海城市寻找机会和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冒着风险并且通过付出得到回报。  
对这些人来说姚明是个英雄,因为在他们17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他们说:“我们会让你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首发中锋。”他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与困难做斗争而成功的。

  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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