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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华伦·厄尔还要去尝试这么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呢？“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得有那么一股疯劲儿的，”阿奇答道，“他觉得那么做很酷。”
“华伦·厄尔到底还是去试了，”约翰·麦克马纳斯回忆道，“然后他的螺旋桨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后，华伦·厄尔的服役记录上就多了一条记录，说他弄折了螺旋桨，烧着了一架飞机，他从大火中逃了出来：“手和脖子处分属一级、二级烧伤，脸上皮肤烧伤。烧伤原因：在一次正式飞行中发生事故。”这个得克萨斯的切罗基族小伙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只好呆在医务室里治疗自己的烧伤。“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一下他的脸更黑了，看上去更像个印第安人了。”韦斯利·托德回忆道。
约翰·麦克马纳斯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华伦·厄尔用他那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对指挥官说，‘我当时也没办法。’”
绝大多数海军舰载飞机都是轰炸机，上面载着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这就需要他们采用一种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飞行员阿尔·林斯特龙对我说。“轰炸机的粗暴行为就少一点，因为他们的机舱后部还有机组成员。”有两种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而鱼雷轰炸机上除一名飞行员外还配有两名机组人员。
“俯冲轰炸机上带着炸弹，”林斯特龙解释说。“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开始俯冲着准备朝轰炸目标投下一枚炸弹。你一路沿60度角俯冲下来，在大约3000英尺的高度时投下炸弹，然后马上离开。你也可以俯冲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准。”
“你一旦决定了往下冲，”他继续说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会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开始下降的时候，在你和目标之间就会有一条直线。最后他们紧紧地瞄住你。”
鱼雷轰炸机是用于在海面低空飞行并朝敌人军舰发射鱼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军舰大部分都毁掉了。所以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只好用来充当俯冲轰炸机。
迪克·沃尔霍夫是SB2C俯冲轰炸机上的一名机枪手。SB2C通常被人们称作“俯冲者”。
机上有两个驾驶员座舱，一个坐飞行员，一个坐机枪手。“俯冲者”飞机的翼展达50英尺，但它的机翼在船上运输的途中是可以折叠起来的。飞行员们在战斗中靠机翼上的两门加农炮开火，机枪手迪克掌管两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保卫飞机免受攻击。与其他飞机不同的是，俯冲轰炸机需要机枪手拉开树脂座舱罩来进行射击。他只有护目镜和皮头盔来保护他不被炸伤。迪克相信自己的运气：“就算被炸死也是别人的事儿，轮不到我。”
正如比利·米切尔预言的那样，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空中战争。日本为了支持在中国的百万陆军作战，为了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投入了很多钱。但是罗斯福总统却相信空军最终会对战争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人在腊包尔岛和特鲁克群岛上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认为这样就保证了南太平洋的安全，但美国却很快地一步步走向了胜利。有了航空母舰，海军借助空中力量来夺取更多的岛屿。飞行员们可以在飞往东京途中利用那些岛屿临时着陆，并为攻击其他岛屿做准备。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陆战的焦点就在于谁能最终占领那里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珊瑚海战役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残酷战斗的关键都是争夺莫尔兹比港的机场，因为那里是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从布干维尔岛到冲绳岛，从日本控制下夺取的那些岛屿本来是日本的机场，后来都成了美国飞行员起飞的地方。舰队还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轰炸日本的美国陆军航空队B—29式轰炸机的基地。美国舰队为了给马里亚纳群岛基地的飞行员们扫清障碍还将进一步征服硫黄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始于1942年8月，历时6个月之久。美军飞行员共击落日本飞机892架，击毙或俘虏飞行员1882人。空中威力对于地面战争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收到了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被海军扔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再提供任何补给。但他们还是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们是怎么获胜的呢？答案就是他们的补给从天而降。”他说的没错。在日本控制了整个海面的时候，只有靠飞机才能够给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官兵们送去补给。威廉姆·哈尔西不单是一名将军，他首先更是一名海军，他宣称：“如果没有SCAT（南太平洋战争空中运输司令部，一支由曾在海军陆战队预备队服过役的前航空公司飞行员组成的空中补给小分队）的援助，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多重大的胜利。”海军授予SCAT“空中货车”的称号。食物、医疗用品以及军火弹药都被送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而那些受伤的伤员却被运走了。那个时候拉瓜迪亚和芝加哥的机场每天才飞100个航班，可SCAT每天却要飞72架次。“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SCAT就运送了43626495磅的物品以及235596人次的人员，共执行了34834次飞行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飞行员斯基普·金博尔“在猛烈的炮轰中下了飞机”。“他和机组成员在跑道边上的一条沟壑里看到了机场另一端展开的白刃战。当美军占据上风时，金博尔将伤员抬上飞机起飞了。”
几十年前，像美国本土一样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补给网络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太平洋上连城市都没几个，更别说港口了。飞行员们来到那里后改变了这个规则。但是日本人还是照着原来的剧本在表演。当他们将四周有海水防御的岛屿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时，美国的士兵却把这些岛屿当作他们新的出发点。广袤的海洋在过去只能减慢部队的航行速度，借助飞机提供补给更是想都不敢想。日本人奉天皇的旨意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很多分散的要塞。但美国人却将这些点连接了起来，使本来已经非常可怕的战争变得血腥味儿更浓了。
第十章 黄祸，白祸
我们一边牢记那些日本人的罪行，一边试图掩盖自己的残暴。当我们想到这些暴行就是对日本人的报复时，就原谅了自己的罪过。我们声称为文明而战，但我看到的战争场景越多，就越不相信我们有如此声明的权利。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们在这方面比日本人高尚多少。
——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H。林德伯格战时日记》
美国直到1943年4月才得知那三名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美国飞行员被处死的事情，那已经是事情发生的一年以后了。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惊”，并发布一则美国国务院警告，声称那些“日本政府的军官”将会因此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文明的野蛮行径”及“残酷罪行”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战争惯例。
1943年4月21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宣布：“我是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宣布如下消息的。我相信全世界文明人类听闻此事时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要宣布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残
忍地杀害了我国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几名士兵。”
两天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日本人的野蛮行为的报道，题目是：
日本在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东京公然违抗《日内瓦公约》
这篇文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罗斯福断言日本的“野蛮”行径“将使美国人民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去打倒无耻的日本军国主义”。阿诺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全体飞行员，电文中说道，“残酷的军阀”践踏做人的尊严，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将不与一个杀害战俘的国家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当前只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纽约时报》联系到了蔡斯·尼尔逊的母亲，她说：“我总是在想，也许这仅仅是个宣传而已。而且我也希望并祈祷这就只是宣传手段罢了。我从没见过哪个声称自己是人类的人还会做出这么残忍和野蛮的事儿来。”另一位飞行员的母亲，来自俄亥俄州莱克伍德的约翰·米德尔太太说道：“那些日本人真是太残忍，太没人性了。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小伙子们做出这么卑鄙疯狂的事儿来。”
但是，日本医院里的那些病人和儿童也被美国士兵炸死了。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美国士兵也是残忍无情的。
杀人并不是件既自然又容易的事。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去杀人。灭绝人性的过程只有在众多士兵残杀其他人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身体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更是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成长在北美洲广袤的大地上，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在长大的过程中总会穿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而日本却是一个又小又古老的国家，以她固有的形式存在着，那里有一位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天皇，还保留着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有一些差异更加琐碎。比如说，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年份的确定上都不一致。美国人认为日本轰炸珍珠港是在1941年。可日本人却把那一年称为昭和十六年。“昭和”指的是裕仁天皇，珍珠港事件是在他统治时期的第十六年爆发的。（即使在今天，日本报纸头版上的日期也是以当前皇帝的年号表示的。）同样的，两国书写人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约翰·史密斯在日本就会被写成史密斯·约翰。
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在与人打招呼的时候，美国人总会与对方有眼神交流，并且握手；而日本人则不会看着对方，而是鞠躬。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用的餐具是金属制的；而日本人却是坐在地板上吃饭，用的是木质的筷子。在美国吃饭时，汤总是第一道端上来；可在日本，汤总是最后上。西方人吃面食时总会浇上酱汁，可在日本吃面食却是蘸着调味料吃。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人数数儿的时候先是将手握拳，然后边数边依次伸出手指头：“一、二、三”。但日本人在数数的时候却习惯先伸出五根手指，然后边数边将手指收回掌心“一、二、三”。美国人在浴缸里洗澡。日本人却觉得泡在漂浮着从身上洗下的脏东西的水里非常恶心。日本人在浴盆外搓澡，把身体搓干净后才会进入浴盆。美国人看书的时候会从书的“前面”开始，每页上的文字都是从左向右读，翻页时是从右向左翻。可在日本，人们读书是从书的“后面”开始看，读每页的文字时是垂直地从上往下读，而翻页则是从左往右翻。如此等等。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内还没有什么美国人。而在美国，除了加州有那么几个日本人小团体之外，也几乎没有日本人。因此，这两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仅是停留在一些讽刺漫画上的描述，而并非了解彼此真正的面貌。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人都是血管里流着绿色血液还长着绿尾巴的魔鬼。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还长着獠牙。在他们真正见到对方之前，已经从文化的层面上开始厌恶并排斥对方了。
厄尼·派尔是一位最受欢迎的二战记者。每星期他的专栏都被刊登在世界各地700多家报纸上。派尔战地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欧洲战场度过的，但后来在1944年，他转到了太平洋战区继续他的工作。他在文章中以这样的方式把日本敌人介绍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在欧洲的时候我也见过日本人，当时虽然觉得他们既讨厌又恐怖，但依然还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很快发现这些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就像蟑螂和老鼠般惹人讨厌。”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时对读者说：“他们在那儿摔跤，大笑，说起话来和正常人一样。但我还是觉得恶心——看了他们的样子后，我就特别想去洗脑。”
日野芦平就是日本的厄尼·派尔。他认为美国人来自“那个自负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曾试图非法侵略我们日本”。他这样描述巴丹半岛的美国战俘：“我觉得我看到的就像是从一个国家下水道里流出的污水。这个国家出身下流，它的国民已经不配被称作为人了。日本兵看起来帅极了，我为自己是个日本人感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