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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号。飞行员在东京上空扔了2小时40分钟的汽油弹，他们飞回大本营的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熊熊烈火一直在燃烧着。钮威尔·菲尔斯说：“我们能看到100英里外或更远的地方，烈火在燃烧。”
黎明的时候，桥本良子勉强睁开布满灰尘的眼睛。
她说：“我朝天看，纳闷那是否是月亮，可它是太阳，但看去就像模糊不清的月亮。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太阳失去了光泽。”
营救他们的人把桥本良子和她的婴儿送到医疗机构。她回忆说：“沿途，她看到尸体就像烧死的树林，脸肿得大了一两倍，还可以闻到肉的焦糊味。”
她和两个姊妹幸存下来，父母亲和一个妹妹烧死了，孩子也救过来了。
良子很幸运。但其他10万人是不幸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杀戮日刚刚过去。这天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后来原子弹在长崎致死的人数。只有广岛的伤亡人数，比这一天略多一些。
幸存者像沉默的幽灵，穿过这荒凉的风景。许多人实际上都被烧烤了，他们的皮肤终生带着黑瘢。在这依然还闷烧着的风景上，升起一缕缕的烟。韦斯回忆说：“看着肿胀、变形、炭化的尸体很像巨大的人参根，没人能分辨出他们原来是男人还是女人。”
岩岛在寻找他的妻子，他说：“由于油烟很重，很难睁开眼睛，我用拇指和食指强把它们撑开。”最后，他找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他相信那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妻子成了炭化的尸体，两个女儿也是。她们的衣服都烧没了，但是他猜想是她们，因为在他妻子身旁，还有一具烧焦的小尸体。岩岛说：我的妻子怀孕了，而且分娩期过了三四天，很可能就在她被烧死之前，生下了那个孩子。”
竹中美惠那时14岁，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冒烟的废墟。她回忆说：“我看到许多死尸。我必须用脚拨开他们才能走。我去了地铁站，那里的人衣服都烧光了，我看到一个人站着，就去向他问路。我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他死了，我吓得尖叫起来。”
日本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花了25天。这是不准确的统计。在空袭前约有200万人已撤离东京，因此官方没有一个准确的基数进行统计。另外，空袭打乱了办公系统。没家的死人没法向没办公室的死去的官员汇报。一个统计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头盔、五个纽扣或钱包的金属架算作一个人。
最后，官方统计共有83793人死亡，400918人受伤。但这统计是根据能够辨认出和数得着的尸体，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承认许多死人根本就没有找到，没有被算进去。柯蒂斯写道：“后来9万到10万的死亡数字开始被人接受，但即使是这个巨大数字，有时还被认为估计过低。3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我们在东京烧死、煮死和烤死的人数比在广岛和长崎灰飞烟灭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他说得非常接近。那一个晚上，勒梅将军用了丧失14架飞机的代价，烧光了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方。东京63％的商业区化为灰烬，丧失了18％的工业能力，25％的建筑消失。100万悲痛欲绝无家可归的臣民下顿饭要以腐肉为食。
柯蒂斯制胜神风，把地狱带入了这片太阳升起的土地。这场火战才刚刚开了个头。
第十七章 无法忍受的煎熬
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行动中牺牲两千万日本人，胜利就将属于我们。
——大西龙治郎海军中将，摘于《太平洋地狱》
军事专家提醒过柯蒂斯·勒梅将军，空袭东京给美军带来的损失要比他直觉感到的严重得多。但是这些军事专家们错了。实际伤亡率不到5％，而不是预测的70％。而且低空飞行对B—29飞机引擎的要求比高空飞行要低得多，消耗汽油也少。柯蒂斯下了最大赌注，立刻命令开展更多的火战，“我想在未来10天里击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
在后方，亨利·阿诺德将军住进了空军医院，他的心脏病已是第四次发作了，这是由于他担心对空战所下的“30亿美元赌注”而引起的。美军终于向东京投掷了凝固汽油弹，这让他看到了曙光。在“致我亲爱的柯蒂斯”这封信中，他写道：“我高度赞扬你和你所指挥的军队的出色行动。我研究了对东京3月10日的袭击；又得知到7月1日你将控制1000架B—29轰炸机；据此我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让经验丰富的轰炸专家也感到不同寻常。那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在有利条件下，你将能够摧毁所有工业城市。”柯蒂斯在首轮轰炸中，用了334架B—29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心脏。阿诺德鼓励他再点燃规模相当于第一次三倍大的火炬。
在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着：“B—29在东京1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燃起烈火”，“重创城市人口稠密区。”一天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又登出了同样的信息：火焰炸弹焚毁了东京中心，”“城市没有了心脏。”《纽约时报》使用了与东京相类似的曼哈顿地区来衡量破坏的程度。这篇文章提到了“凝固汽油弹”，一位随军记者说：“我不仅看到了东京在熊熊燃烧，还闻到了燃烧的气味。”
华盛顿的飞行员们担心；如果公众知道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平民身上倾注汽油，公众就会控诉——而且有理由控诉。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陆军准将邦纳·斐勒斯在一份保密的备忘录中，这样描绘这次对东京的空袭：“这是有史以来对平民最残酷最野蛮的空袭之一。”华盛顿不但不下令停止袭击，还向柯蒂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报界开始怀疑这种对平民和战士不加区别的轰炸。但我们督促你继续沿着你现在的战线猛烈袭击，这种破坏性袭击对根除敌人国内的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轰炸。”为了确保这些指挥们领悟到要旨，这份文件在结束的时候说：“提防说这是战术轰炸的无论任何人。”
3月23日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空军发言人绝口不提对平民的血腥屠杀，一切都简化为枯燥的成本效益分析统计数字：“120万工人无家可归，至少损失10万人工作月，36亿平方英尺高度工业化土地化为灰烬。”问到使用凝固汽油弹的问题，他称“这是破坏这些地区小工业的经济途径让他们停业清理。记者问到“从使用炸药到使用燃烧弹转变的原因”，发言人回避了这个问题，声称现在的任务仍然是“削弱日本生产军需品的能力”。
1937年日本首次轰炸中国城市时，《纽约时报》头条新闻把200人的死亡称作“对平民的屠杀”；在头版中充满了对“屠杀无辜平民”的震惊。现在媒体贯彻的是政府的政策路线。报纸称“东京是一个首要的军事目标，留在军事目标区保护日本军工企业的平民是自取灭亡，这一点是战争法则所承认的”。有些人为遭受凝固汽油弹轰炸的妇女和儿童感到难过，《纽约先驱论坛报》便通过刊登“凝固汽油弹只造成很少的生命伤亡，它只是把居民赶到乡下，凝固汽油弹所破坏的只是敌人的工业能力”之类的句子来安慰这些感到难过的人们。
但东京广播电台称美国的新政策是“屠杀轰炸”，东京消防长官向天皇汇报“美国有能力把日本所有城市烧毁，他和他的部下在大火面前无能为力”。
当然，如果精神勇士是理智的，东京永远也不会遭到空袭。1944年夏塞班岛失陷以及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足以让日本明白美国也会毁灭日本的城市，但日本还是负隅顽抗。一位在东京工作的外交官后来写道，“没有一个日本人允许自己说出‘日本败了’的禁语。但是从他们没精打采的脸上能看出这些潜藏的想法。”有这些潜藏想法的人包括天皇在内。在空袭结束八天之后，天皇穿上元帅服和军靴去调查伤亡情况。裕仁默默地观察到这片焦土之上密布着烧死的臣民。视察完毕后他乘坐豪华轿车返回宫邸，车上的帝国国旗在风中“劈啪”作响，此后继续开展他的圣战。
距东京南600英里外的父岛上监测无线电讯号的小伙子也许比裕仁天皇更早知道日本最后会失败。岩竹说：“我们部队的人问我战事如何，我说日本在打败仗，他们骂我是叛徒，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东京的空袭没有立即改变华伦梦幻般的生活，他还是日军的战俘，然而他和日兵一起泡澡；一起听平·克劳斯贝的爵士乐。华伦和岩竹在1945年3月14日同上夜班。“突然华伦站起来，摘掉耳机，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宣布，在硫黄岛上日本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他讲这话时很平静，但内心一定很激动。玉村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他立即向吉井大尉汇报。吉井立刻把消息层层上报到东京帝国总部。很可能天皇从硫黄岛上飞行员所发的信息已经得知硫黄岛失去了。”
日军的无组织的抵抗还在继续。两天后；也就是3月16日，被团团围住的大佐将军从硫黄岛发送无线电，“战斗已接近尾声，敌人正在登陆，老天也在为我军官兵的英勇顽强掉泪。”
17日，接替东条英机的首相小矶国昭在广播里称“硫黄岛的失陷是整个战局中最为不幸的事件”。然而他很快补充了一句说，“这个民族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人，粉碎敌人的野心。”
吉井大尉已经听腻了这些，并且他把他的感受告诉了在直一湾负责鱼雷中队的朋友仓崎大尉。
17日上午华伦和岩竹在班上小憩，他们在电台外倚着水泥墙晒太阳。一辆卡车向山上开来，车上有五名海军。岩竹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肯定是从鱼雷中队那里过来的。
“华伦意识到是冲他来的，”岩竹说，“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他眼里含着悲伤，他看我的方式和说话的方式都让我觉得这是永别了。”
22岁的岩竹眼睁睁地看着他24岁的亲密伙伴被带走，他们上了车往山下开去。
华伦被带到位于直一湾岸边鱼雷中队的总部。下午3点由仓崎大尉带队，有约150人在弹坑附近集合。吉井大尉在一旁观察。他们都是优秀的精神勇士，但现在都醉醺醺的。
仓崎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华伦讲了两句，他告诉这名切罗基人（美洲土著人）他要被砍头了，问他准备好迎接死亡没有。华伦说：“是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
仓崎做了一番演说，内容和他的朋友吉井大尉在杀害吉米·戴依时所说的那番话大致相同。大意是“我们现在要砍掉一个美军飞行员的头，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面临同样的下场，所以你们要仔细看看并记住所有的细节”。
仓崎想找一个自愿动手杀死华伦的人。
没有人走向前。
一名在场的人日后说：“他点名要吉田少尉执行任务，但吉田拒绝执行。”在众人面前大尉提醒吉田说这是命令。“大尉醉了，说他要亲自动手，但他没有动手，他挑出吉田，因为他是砍头专家。”
华伦在弹坑边上的席子上跪下，后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在斩首之前，华伦坚持把他的领子舒展开以示反抗。”华伦的眼睛被蒙着。
猛然一挥，吉田少尉砍下华伦的头，华伦向前倾倒在弹坑里。
仓崎大尉喊过菜子医生。一位在场的人说：“吉井大尉命令医生把尸体肢解并切去肝脏。”
在夜明山上，岩竹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出了什么事。一些路过电台的海军不经意地说：“那个战俘被砍头了。”
“我觉得太残忍了，他们怎能这样做，我气极了。我憎恨吉井，因为我听说是他领着一帮人杀死华伦的。”岩竹说。
在震惊与悲痛中，岩竹觉得他应该做点事，做什么呢？
岩竹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纪念华伦呢？”
他好像有了个想法，在父岛上他不得不保密，但是他不会忘记。
弗洛伊德·霍尔是华伦在3月17日被害之后最后一个留在父岛上的飞行员。他曾告诉他的亲密伙伴比尔·诃廉斯特和琼·怀特，他不能活着回来了，现在虽然身陷囹圄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活着离开父岛。
到此时，他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呆了一个月了。在这里他继续着华伦·厄尔和他开始给堀江上的英语课。弗洛伊德教少佐英语，自己也学一些日语，这位温和的情报官员同英勇的飞行员似乎是两种人，但这种差异在他们互相学习中消失了。堀江后来回忆弗洛伊德时，写道：“我经常和霍尔聊天吃饭。他很活泼、聪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弗洛伊德出生在密苏里州，”堀江又继续写道：
他仍旧单身。因为战争他把婚期一再推迟，他说只要一宣布和平，他马上回家同心上人结婚。如果我将来到美国他会领我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