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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们还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要求首相内阁里的海军和陆军官员为现役军官。首相不能独立任命退休军官，只能从受军方控制的人中选出其内阁成员。一旦军方与首相或其政策意见相左，他们就将直接弹劾首相，并且拒绝再推荐新首相，这样一来，首相内阁也就瓦解了。本来就已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者用这种方式又巩固了对政府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大正天皇在智力上有缺陷，日本军队还可以有机会塑造大正的儿子。
裕仁天皇出生时正值日本对军国主义开始痴迷的前期。他出生仅七天后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一位年老退休的海军上将家里。这位未来的小天皇将在那里长大，聆听老将军为他讲述正确的军事价值观。日俄战争是裕仁童年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自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见威严的祖父穿着军事制服，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裕仁身边的人全都是军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他造成的一种氛围，让他相信军事力量是维持日本在世界上领先地位的关键。正如汽车大王福特那些在底特律长大的子孙们一样，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必定和汽车有关——裕仁也相信，在日本不断繁荣壮大的进程当中，军事力量必将起到特殊的作用。
按照传统，日本的天皇应在京都那种奢华的宫廷环境中成长，与世隔绝，不掌握真正的权力。他在皇宫里整日学习古汉语和日文，吟诗作赋，远离政治和军中事务。然而，裕仁受到的教育却大为不同。他的一切教育都已经被严格地军事化了，并且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这并非出于裕仁自己的选择，而是明治天皇在法令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必须执行。尽管明治本人没受过军事教育，但是《明治皇室规章》第17条规定：所有皇族成员必须接受军事教育。裕仁7岁时开始上学，学校校长是由明治亲自任命的——一名日俄战争中英勇的陆军将军。年轻的天皇在11岁时分别被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任命为陆军少尉和海军少尉。
同年，裕仁和另外五个孩子升入了中学，那五个孩子是由学校的校长——一位前海军大佐挑选出来的。这位未来的天皇走入教室时，其余的学生站在桌旁向他鞠躬。学习过程中，那些文科课程只是简单带过，重点都放在了军事课程上。他的老师中有一位陆军元帅，两位海军少将，四名现役中将，他们的这些军衔都得益于在日俄战争中所立下的功勋。十几岁的裕仁身材瘦小，学习认真。他每天的功课包括“绘图练习，军事史，军事领导原则，战术战略和国际象棋”。课外活动包括“由军官辅导的骑马训练和军事操练”。正午的时候，年轻的太子接受同学们鞠躬后，由一位侍从武官陪同单独进餐。此外，“军队在太子居住的区域内挖了一条战壕，以便裕仁练习操纵机关枪”。晚上，军事家庭教师“和他一起玩战略游戏”。
即使是在夏天，裕仁也得不到片刻解脱。他在陆军海军学院以及总参谋部巡视，视察全国各地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的军事演练。身边那些年老的军人经常激励他行动起来要有军人风度。裕仁的生活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了。直到17岁，他才读到了第一份报纸。
“裕仁所受的这些教育就是让他相信，整部日本现代史就是围绕他的祖父及其身边的英明助手们展开的。”可是，有一些问题从来没有被问到过。比如——向一个强国提出挑战是否明智？如果俄国和日本在战场上交锋之前不需要绕那么远的路，就不会在战斗中累得筋疲力尽的话，那样的话，整个战争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俄国虽然受到一点挫败却坚决不同意谈判的话，又会产生何种消极的后果？如此等等。但与此相反的是，裕仁的老师教给他的全都是军校里教给军人的那些东西，比如：大和民族精神的绝对重要性，在牺牲总体战略代价的基础上采用的那些具体战术，等等。这位未来的天皇的老师告诉他，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决定性的战役”，就像在对马海峡战役那种。日本的军事教师完全忘记了一战中的教训，他们对裕仁说，大炮、油船和飞机同手持刺刀、冲锋陷阵的英勇步兵相比较，前者处于被操纵的地位。这位未来日本军队的总指挥学到了——“决定战场上的胜负的不是火力的大小，而是那些勇于肉搏的战将的多寡”。
在日本，学习这种军事课程的并不只有裕仁一个人。几十年以来，军方就提倡在公共学校里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大力提倡“军事精神教育”，就像明治的《帝国教育敕令》中所说的那样，建立这种教育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优秀、忠诚的臣民，随时愿意英勇地为国捐躯”。一系列微型军营在这种教育命令的指引下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为军队输送后备力量。1923年发生的大地震夷平了东京和横滨。政府由于需要资金重建家园，就暂时削减了军队人事的开支。在一个国家军队人事方案里，军方坚持在所有的学校建立军事训练体系，让成千上万的现役军官到学校里去，认真教授“正确的思维”。“课程的每一方面都充满对天皇的膜拜和对军国主义的推崇”。一年级的学生打开日语读本时发现，“在书的扉页上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画，下面的文字写道：‘前进！前进！士兵向前进！’”
正如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所说：
在每一门课里都要强调战争和军国主义。在伦理课上，老师要求讨论“皇帝宣战诏书的含义以及皇帝战争诏书的含义”；评价“英勇的日本人民及军人所取得的战果”以及学习“日本在战争期间对青少年的期望和服兵役的义务”。学生们在日语课上学习“与战争有关的天皇诏书、有关战争的文章”，学生们“还时常收到来自前线士兵的信，收到后还要给士兵们写回信”。老师向学生们展示由政府提供的战争图片，并以此发起讨论。数学课上学生们要学习“与战事有关的计算”。自然课上所学内容就是“有关探照灯的基本信息、无线通讯、地雷和鱼雷、潜艇、军事飞船、炸药、信鸽、加农炮、迫击炮、机关枪，以及军中卫生设施”。体育课上进行“个性养成训练和战争游戏”。音乐课上学唱战争歌曲。
梅本佳奈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这个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回忆道：“我们把天皇看作是神，因此无论天皇说什么，我们都要服从；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那时我还真的相信天皇就是神。我时刻都准备着以任何方式为天皇效忠。”
学生们在未来应如何为天皇效忠——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的老师们对学生说得非常明确。在山鸟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有个小学生在解剖青蛙时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老师在头上重重地打了两下，老师对他喊道：“不过是只青蛙；你哭什么？等你长大后，还要杀死100个，200个中国佬呢。”
很多学生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海军新兵训练营里度过的。佐藤静波回忆道：“当你被叫到老师办公室时，首先要在门口这样报告，‘六年级三班学生佐藤静波有事要见山田老师，可以进来吗？’等听到老师说‘进来！’我们才能进去，这就像在军队一样。如果我们在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见老师，就要立正站好并且行礼。”由于那些拥护日本军国思想的年轻士兵在军营里长时间地忍受粗暴的体罚，因此，他们把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转还给了学校。佐藤回忆说：“如果你想把脸躲开，他们就会说你反抗老师，这样一来，你就得多挨两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预料的那样仅挨一耳光。这时候，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忍着。”
日本军队现在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众，他们开始敲响战鼓。“八绂一宇”的口号很快就成为日本超越海岸继续扩张的目标。横滨一家报纸的社论声称：“今天的日本确实不应再局限在它的小圈子里。它既不应满足于现在在亚洲所处的地位，也不应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上，在现今这个时代，日本正肩负着全球使命。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指挥着一切。它正与时代一同前进，最终将统治整个世界。”
一位日本陆军元帅写道：“一棵大树必须有根才能长高长壮，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有这样的根。它的势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通过这些国家增强了国力、财富和权力。美国也有这样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辽阔肥沃的土地里滋养着。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亚洲大陆，从而摆脱‘罐装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则日本终将枯萎死亡。”
服兵役的义务首先落在那些最贫穷的农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长子、资本家、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等则可以暂缓服役。军官们把这些征召入伍者称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这个价钱是寄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训练营，就像是来到了苏联设立的可怕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日本的军队并不奉行惟才是举的制度，事实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隶制，明显的分为上下两个阶级。上面一层是军官，他们要求士兵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有特权的帝国官员一样。“总的说来，军官阶层有着类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权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悲惨至极，他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军营的军官们标榜自己说，他们富有日本传统的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这些军人并不是武士。他们只是一个“仅强调军事课程”的培训体系的产品，结果这种狭隘的培训思路教导出来这帮思维僵化、缺乏经验的官方兵团。他们认为，过去武士的“纱罩”只会腐蚀日本引以为豪的武士道传统。
武士的价值观是人类最崇高的观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与其荣誉相配，那就意味着给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带来了耻辱，这时，他便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补偿他的过失。人们所知的那种仪式性的自杀方式就是切腹自杀。严格按照这种规则处世的武士被视为是在战斗中可信、无私和无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占日本众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杀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们为胜利而战，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保护同胞的生命。武士没有战争就是死亡这种战略上的概念。大规模自杀从来就不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会同意美国陆军将军乔治·巴顿的观点——“我们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自己的士兵为国牺牲，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应该让对方的混蛋们为他们的国家牺牲”。
日本军方努力想把整个国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这却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们还开始鼓吹一种对死膜拜的卑劣教义。这一歪曲之后的版本不再体现武士们崇高人格的荣誉标准，而是将其崇高含义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鲜血淋漓的五腑六脏。
1912年颁布的《日本陆军法规》是第一份系统陈述军方战略的文献。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对于战略知之甚少且漠不关心的事实，而同时，他们却将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扬。“这份文件里到处充斥着这样一些词语，例如‘攻击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热爱祖国’，‘绝对忠诚’，以及‘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绝对服从命令’。”
勇士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丧失战斗力，因此军方就尽可能地将“死亡的可能性”从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没有价值）的士兵头脑里除去，进而把这一弱点变成一种力量。军方把一种对死崇拜的邪教灌输到士兵们的思想中，以确保他们能为天皇而牺牲。军方认为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士兵就会超越恐惧。那种为天皇而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渴望，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会击垮所有的敌人。他们经常告诉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个人的生命与在战场上为天皇牺牲、为国家捐躯相比实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许多日本军人都投降成了战俘，后来他们回到日本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明治天皇，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统治者又颁布了新的法令：日本军人绝对不允许撤退、投降或者成为战俘。1908年的《军队刑事法规》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哪位将领在自己的部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就投降，或者是把战略要地让给敌人，那么该司令将被处以死刑。”在《野战勤务规范》里还有一条规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