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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日子里是怎样度日的？吃饭不香，睡觉不实，遇到什么困难都得一个人去应付。她的工作得倒班，有时下夜班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回家，免不了提心吊胆。冬天屋子里太冷，躺到床上，缩成一团半天无法入睡，于是就加倍惦记着儿子和丈夫。通常都是儿子那边给她来电话，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躺在家里接儿子和丈夫的电话，她一般情况下很少给儿子打电话，特别是儿子报考附小那些日子，她生怕因为打电话影响了儿子的情绪，让儿子分心。只要为了儿子，只要对儿子有利，让她作出多大的牺牲她都毫无怨言。一年半来，她一个人守在家中，默默地做出牺牲做出奉献。当郎朗在北京处于最艰苦的那段日子时，她在这边的家中也没有安生。一到夜深人静时，就会有人敲门，那门被敲得震天价响，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门外骚扰她。她愤怒她恐慌，她几次拿起电话想给丈夫打，但是，她坚强地挺住了，她不愿让丈夫再为自己操心。房间平静下来时，她再也无法入睡。想想自己过得是什么日子，何时才能出头，禁不住泪湿枕襟。后来，丈夫知道了，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起来思考，他认为这是那些嫉妒他们的人的一种阴谋，在北京设置障碍，在沈阳这边也不让你安生，牵涉你的精力，如果这边挺不住了，就得想法回来。如果周秀兰不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如果她深夜哭哭泣泣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电话，那么，郎国任还能坚定不移地领着儿子取得成功吗？
儿子考上了附小，这对于受了多么大委屈多么大惊吓多么大寂寞的母亲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当她和儿子在一起喜形于色时，郎国任却依然保持着那样一幅严肃深沉状。就好像他不知道郎朗已经考取了中央附小似的，他对儿子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依然那么严厉地对儿子下着弹琴的命令。特别是当儿子和妻子沉浸在一片动人的母子情爱中时，他总是要以一种打冲锋的精神状态提醒儿子快抓紧时间。他总有那么一种紧迫感。总像要立刻动身去追赶什么或者总要被别人追撵似的。周秀兰对此常常不理解，她觉得郎国任对儿子要求得太过份了，连和妈妈亲热的时间都不给呀？也太有点不近常理了。
回到家里的郎朗精神头更足了。他每天除了弹琴之外，更让他兴奋的事情是这期间中国足球队正在角逐亚洲杯，还有辽宁足球队争夺九连冠。作为中国人的郎朗和作为辽宁人的郎朗，都是狂热的球迷。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不能让郎朗高兴，而辽宁队的节节胜利却让他大长了志气。他这个狂热的球迷与别的球迷不同，他从不到现场看球，他怕耽误弹琴时间。他在电视里看比赛。为了能够保证看比赛时间，他抢时间拼命弹琴，弹得天昏地暗，累得不得了，才作为另一种休息看球。看球时，他狂呼乱叫，兴奋不已。他特别喜欢辽宁队，辽宁队的迅猛攻势给他注入了许多激情，他能把弹琴的劳累进行了一种激情的转换，又能从看球中重新获取激情，再投入到弹琴上。他最激动的一场比赛是辽宁与广州的冠军争夺战。广州以小快灵见长，他们先攻进了一球。郎朗特别替辽宁队着急，他的争强好胜性格在看比赛时显露得更加充分。在场内场外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呐喊助威声中，辽宁队有如神助，连灌两球，夺取冠军。辽宁人沸腾了，郎朗沸腾了。他高兴地直蹦高。就是凭着这份激动，他那天又一连气弹了十个小时琴，拿下了一个大曲子。
郎朗那么爱看球，但他并不被迷住，他有极强的自控力。有时，他觉得到弹琴时间了，他就会放弃看球，起身去弹琴。等到他弹完了，比赛也结束了，他只需问一下比赛结果。郎朗弹琴时，不管什么人来，也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只要郎朗弹琴没有弹完，一切都得靠后。郎朗弹琴成了一条铁的纪律，雷打不动，雷打不变。郎朗的舅舅非常喜欢郎朗，却因此而无法挨近郎朗。他每次见到外甥，只是那么匆匆一眼，看到他坐在琴凳上挥汗如雨，而郎国任总是警卫一样守在一边，他这个舅舅每次都知趣地退缩，从不敢打扰。直到郎朗今年到香港演奏时，顺路归来，在短短的一周内，周秀兰总算给哥哥提供了一次机会：她带着郎朗赴辽阳去了哥哥家。此时的郎朗个头已经比大舅高了，而且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美国绅士派头儿。大舅像接待一位大名人一样亲热地甚至有点客气地接待着这位有点陌生的大外甥。然而，郎朗的可爱马上让大舅兴奋不已。他颇为感概地说：真没想到小胖子这么好玩，这么幽默，这么招人喜欢。原先只觉得他就是弹琴，除了弹琴没有别的。舅舅对外甥的真正接近，居然是在郎朗到了16岁的时候。
爷爷奶奶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孙子。这么风光的孙子，每次回来，也只能匆匆一面。所有的人都得为郎朗弹琴让路。郎朗就像一位自天而来的小天使，他的全部使命全部生活就是弹琴，弹琴。神圣的弹琴可以闭门谢客，可以使许多喜欢他的亲友们望而却步。一桌宴席早就定好了，几天前就定好了，定在18点，但是，郎朗弹琴弹入迷了，弹疯了，那么多人就得默默地等着，直到菜凉了，再回锅。周秀兰急了，她觉得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就劝郎国任。可是，郎国任不动地方。郎国任不动地方，郎朗就不下琴。在郎朗回沈阳度暑假的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总是紧紧张张地，总是时间不够。郎国任给郎朗规定的时间是不允许打破的。而郎朗这孩子也真就是守规矩，一天差不多要弹上10几个小时。对于郎国任一家而言，郎朗回家不是休息，也不是度假，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练琴而已。
郎朗从小到大有过许多照片，而最多的照片就是坐在琴上拍的。给别人的印象郎朗就是单调的弹琴，一味的弹琴，没完没了的弹琴，可是，在周秀兰的记忆中，儿子的弹琴浸透了他们一家说不完道不尽的酸甜苦辣。
周秀兰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初春。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她所经历的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她怀着郎朗，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经不很方便了。天气很冷，那天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月光的夜晚，更让她提心吊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告诉老人，他们怕老人担心。郎国任弄来了一辆大卡车，谎称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处房子，于是，郎国任父母高兴地帮着儿子往车上搬东西。他们那时的家具不多，很容易就装到了大汽车上。夜晚的风特别凉，周秀兰穿着军大衣，一条围脖围得严严实实，坐进驾驶楼里，却还觉得冷。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她竟有点打哆索。其实，一向敢作敢为的郎国任心里边比妻子还紧张。只不过此时他把心一横，该死该活就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为了房子，为了生存，为了给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建一个安乐的窝。他不止一次地核计了这样做的后果，却还是没有退缩。
车灯照亮出一片刺眼的光芒，这光芒让周秀兰心惊肉跳。特别是接近沈阳空军司令部的大院时，她的心就跳得惶乱不已。沈阳空军大院座落在沈阳市的东南方向，在万柳塘公园附近。一条新拓展在柏油马路从庄严的沈空大门前宽阔地铺陈开去。到了晚上，马路上的车渐渐稀少了，而车越少周秀兰的心里边就越是紧张。车到部队大门口时，她的心就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以为站岗的士兵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抢占房子，要把他们连人带车扣下。所以，当灯光下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露面，她就吓得不敢瞅。好在门岗没有拦挡，他们的车徐徐驶进了大院，在家属区的一栋宿舍楼前停下了。
郎国任敏捷地跳下车，不出声音，她也不敢出声音。多亏那晚夜色挺黑，给了周秀兰些许的安全感。要是放在大白天，她是绝没有这个胆量去抢占住房的。那情景就跟电影上演的鬼子进村差不了多少。汽车的一侧箱挡板被小心翼翼打开了，因为太沉重，在放下来时，还是发出“哐”的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响动。周秀兰心往下一沉，以为完了，被人发现了。好在那时候没有人出来，即便偶尔有人出来，也没有多心多疑管闲事的人。
一件件往下卸着家具。尽量轻一些，别弄出什么音响。郎国任为了照顾她，不让她靠前搬东西，但是，她心里边紧张，希望快点卸下车，别让人发现了，就顾不得怀里的郎朗了，她也里外当起了装卸工。筒子楼的大走廊里有两间空屋子，他们把门锁撬开，就搬进去了。屋子里黑灯瞎火还不敢马上打开灯，一股浓浓的石灰味儿扑面而来，这就是家的味道吗？这个味道再不好闻，关起门来，气喘吁吁的这对夫妇也有种说不出的幸福的紧张感。
行吗？这样能行吗？妻子不时地问着丈夫。丈夫哪能说明行不行呀？肯定不行的，但是，不行也得这么做，他只能安慰妻子没关系，不会怎样。就冲你这个大肚子，部队首长也不会来撵你的。促使郎国任真正下决心抢占这套房子的重要理由就是妻子的大肚子，他知道部队首长的善良是不会不同情孕妇的。就是说母腹之中的郎朗给了郎国任下定决心铤而走险的勇气与信心。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决定，如果不是这次抢占了房子，他们不可能住进这个具有大走廊的沈空家属区，如果不住进这个家属区，郎国任也不会卷入钢琴潮中，而郎朗如果不卷入这个钢琴狂热中，那么他干什么还不一定呢！
所以，那一个冒险抢占住房的夜晚是令周秀兰刻骨铭心的。那天晚上，她睡不踏实，刚一眯着，就总觉得有人来敲门，于是，一阵心惊肉跳。天亮时，光线照亮了屋子，周秀兰这才看清楚了自己的家。白灰粉刷的墙壁有几处洇湿了疙瘩，年久失修，竟有些斑驳脱落。红砖铺的地面上有一层泥土已经覆盖了砖的本色。房间还是挺宽敞，搬进来的东西显得太少了，装不满屋子。一种特殊的新奇感使周秀兰把眼睛睁得又大又亮。如果这房子真的能够属于自己，她就会把屋子好好布置一番。那时候还不时兴装修，但是，周秀兰对新的家新的生活已经有了深深的憧憬与向往。
她是倚在门框上望着郎国任心情沉重地朝班上走去。她默默地祈祷着，千万别有人来撵。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有人来撵她，她也不走。一天呆在家里，她神志恍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好容易把丈夫盼回来了，从他的脸色上分辨事情的严重程度。郎国任就是想瞒也瞒不住了。他叹息着说：完了，完了。
郎国任被首长在会上点名批评了，认为这是无组织纪律现象，部队里是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肯定是要挨处分了，还得开他郎国任的专场批评会，他得写出检查。风闻文工团将要解散了，人员去向问题不明，他郎国任这把二胡当初考进文工团费了多少周折，他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期盼着，可以说梦寐以求的心愿，从小就崇拜黄军装，特别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他把脑袋削个尖也得钻进空军文工团。作个部队军官，这是他一辈子最崇高的理想和愿望。但是，他郎国任心高运不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有过几次命运的转机，却几次都没有抓住。就像命运在有意与他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借到沈阳杂技团，是他离开小工厂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结实，晃晃悠悠，随时都有可能跌回到小工厂。他在梦里都担心随时会被打发回那个简陋破旧的小厂子。这已经成了他一块无法治愈的心病。因为坎坷太多，直到后来他即使去了美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也还会莫名其妙地在梦中被送回到了那个多灰多油墙上挂着蛛网的车间，于是，他便会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心悸不已。杂技团毕竟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关系也无法办到那里。他只能挖空心思地寻找别的途径。
1977年的春天，全国恢复了高考，他憋足了劲儿，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在全东北地区数千名考生中，他以精湛的二胡技艺力压群芳，考取了第一名。他的老师向他祝贺，亲朋好友也向他祝贺。大红榜上郎国任的名字排列在第一位，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阳光下的红榜把他的脸膛映得红腾腾的。但是，他还觉得有点不妥底，他总是有些顾虑，怕万一出什么闪失。他敏感地打探着有关录取的消息。他最担心也最能卡住他的海外关系，随着“四人邦”的粉碎社会的进展已经不会再难为他了，但是，他听说年龄挺关键。他当时23周岁，而听说录取的年龄段就卡在23岁。万一因为年龄而不能录取的话，那有多怨！一向聪明的郎国任灵机一动，何不改一下年龄呢？于是，在填报志愿表时，他在年龄一栏中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