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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们夫妇都有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哪里是一个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势力的较量。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劲头，他们闯关夺隘。
钱总算凑齐了，但是，报名、办出国手续却异常麻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任何地方哪怕稍有闪失，都将铸成大错。护照办好了，机票也提前预定了，去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德国领事馆充分体现了日尔曼人的一丝不拘的办事态度，他们审查材料时，发现郎国任递上的材料中缺少两项内容：一是他与郎朗的父子关系需要公证材料；二是缺少德国那边的医疗保险。拒签之后，需要尽快补上所缺的内容。时间逼近了，郎国任心急如火。父子关系得到户口所在地办理，他得马上回到沈阳。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的办事机构却常常办得复杂了，你着急上火都没用，只能把事情搞糟。好在可以寻找关系，总算把这一项内容补充上了。郎国任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却对另一项内容——德国的医疗保险不知所措了。打听明白的人怎么办，人家说，用不着这个，其他人去德国没有这个保险，也照样签成了。当然了，如果就是因此卡你，不给你签，你也得自认倒霉了。郎国任忐忑不安地又一次去了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德国人还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材料，抬起头来打量着他问：你怎么没有工作呢？郎国任简要地述说了自己如何为了孩子弹琴，辞掉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德国人听得几乎楞了神儿，在他们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样一位宁肯牺牲自己，一切为了孩子奉献的父亲吧？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郎国任，显然是受了感动。他让郎国任下个周四来取签证。
郎国任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每天，他都到音乐学院收发室去查找来自德国领事馆的信件。按规定，要取签证得拿到一个证件，就是所谓的票，这个票是由领事馆寄给你。你只有接到了这个票，才能进到领事馆里边取签证。郎国任天天盼着来自领事馆的信件，可一天过去了，音信杳无。由于他天天去查问，管收发的人一见到他不等他发问，就对他摇头。肯定出差错了。郎国任已经把机票拿到手了，时间是下周五，就是说，取完签证的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起飞。到了星期四那天，他还是没有见到取签证的票，他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德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门前那天排队等候签证的人太多太多了，队伍排得很长，每人发个号，按号一个一个叫着，叫到你才能放你进去。郎国任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如果按号排队，得排到下个礼拜，可是，他的飞机票就在明天。上午要是签不上，那就彻底砸了。因为德国领事馆只有半天办公，到了下午，就不办公了。
眼见时间在一分一秒飞逝，他恨不得插翅飞进去见那个负责签字的领事。然而，领事馆戒备森然，看门的军人手持枪枝，一副威武的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怎么办呢？他把可以求援的人逐一想过，只有找文化部的人帮忙了。因为德国埃特林根比赛是由文化组织代队，所以，他给文化找了电话。还算顺利，他找到了文化部有关负责此项赛事的人。他说明情况后，那人表示理解，并表示马上给领事馆这边打电话问询。郎国任挂上话机，焦急地等待起来。排队的人往前移得很慢，那么长的队列，排在后边的人可真够有耐性了。郎国任却完全失去了耐性。
他反复给文化部那位同志拨打电话，对方说一直在跟领事馆那边的熟人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从那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同样的焦急。郎国任觉得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沉到了一片绝望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样的无能为力。从借钱到买机票，一直在紧张中忙碌到现在，难道这一切辛苦都白搭了吗？他郎国任绝不甘心。
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家长，面对这样的绝境肯定束手无策了。但是，郎国任是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他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九百九十九份的努力。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设法进去，哪怕从地下钻进去。他必须要见到那个被他感动过并答应他今天来办签证的领事。他来到那个威武的把门的军人面前，设法说服他，放他进去。这种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也在部队呆过，他知道当兵的只认命令，不会被任何理由所说服。如果没有那个票，就休想凭空进领事馆，要是这个战士放他进去了，那么这个战士岂不就是失职吗？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这就是郎国任性格的特征所在。
郎国任想方设法跟人家讨近乎。郎国任在这方面也是很擅长的。他首先从口音上断定对方是东北人，他知道，在部队是讲乡亲乡情的。然后，他进一步与对方聊天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当他得知是吉林人时，郎国任的眼睛灿然一亮：吉林老乡。他们郎家是吉林省东风县杨木林乡的，他的爷爷郎纯义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家，自己创办了东风县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张作霖大帅都曾为他爷爷创办的学校送过匾。当郎国任把这段历史讲与战士听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消失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命运就在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真是巧合，这个战士也是东风县的，他所就读的学校正是当年郎国任的爷爷创办的。也许是郎老太爷在天有灵保佑他的重孙，也许是郎家祖辈积下美德，那个战士老乡竟然破例为郎国任开了方便之门，放他进去了。
郎国任找到了那个签证的窗口，那个普通的铝合金制作的让他朝思暮想苦苦以求的窗口，找到了那个正在签证的领事。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领事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领事转回来，把两个小小的护照递给了郎国任。郎国任接过他和儿子的护照时，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跟人家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早在五天前就把他的签证签好了，不知哪一道程序出了疏漏，害得他差点怡误大事。谢天谢地还得谢那个把门的老乡，当然，最应谢的还是他郎国任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走出领事馆大门，郎国任腿都软了。他把护照揣在兜里，像命根子一样用手紧紧护着。到了家，他发现护照的封皮已经挂上一层汗湿。爷俩又是高兴又是庆幸，赶紧往沈阳打电话。沈阳那边的周秀兰更是紧张地左等电话不来，右等电话还不来，差点没把她急出个好歹。接到爷俩明天就要动身的电话，她才常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动身前，周广仁和凌远二位老师来给他们送行。赵屏国老师跟他们爷俩乘坐同一趟班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自费前往。周广仁是德国望重的老师，她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地位。她多次出任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她对国际赛事有着丰富的经验。郎国任一向很敬重她。她能够前来送行，使郎国任很是感激。他抓紧点滴时间跟周广仁先生（人们对于有成就有资历的女士可以称先生。）征询出国比赛的经验。周广仁先生很看重郎朗，她鼓励郎朗，她说郎朗非常有希望。她还告诉郎国任这次文化部公派前去参赛的两名选手是陈韵颉和吴驰。
郎国任一听到陈韵颉这个名字，一下子怔住了。本来和谐的谈话气氛此时一下子卡壳了。在郎国任的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上海的少年钢琴天才陈韵颉。尽管他从未看过他的演奏，但是，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他感受到这是全国最好的少年选手。当然还有那个四川的吴驰。吴驰是但昭义教授的弟子，其才气和名气也是享誉全国。他们都在国内重要赛事上夺过冠。就是说，此番埃特林根之行，他们要与郎朗同台竟争，甭说国外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强手，仅从国内这两位娇子，就已经足够郎国任深深不安了。他从心里往外不希望这么早就与这两个选手遭遇，他觉得郎朗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占优势。他从心里边打怵。借了那么多钱自费出去，不就为了图个获取名次吗？要是得不到名次，岂不白花钱吗？他们爷俩等于背水一战，而他们面对的对手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压力使得郎国任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总算意识到不能让聪明的儿子在心里上留下半点阴影。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迟早要与他们撞上，躲是躲不过去的，在国外撞上比在国内好，评委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带框子，谁弹得好就给谁打高分。只要我们发挥好了，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懂事的郎朗附合着父亲，表示有信心战胜他们。相依为命的父子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着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一次踏上国际班机，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感到海阔天空，第一次对所要参加的比赛心里边没有底。
沉重的父亲，沉重的郎国任呵，祝你好运！
第一节 荧光屏上有条流动的小溪
郎朗父子与赵屏国老师一同登上法航班机，在笑容殷殷的金发空姐的迎接下，他们缓缓走进了一个高贵的空间——这是一个材料精致、什么都精致的宽敞通畅的空中大客厅，顺着过道往前瞅一眼，就让人胸襟开阔。座椅两侧坐了那么多的人也不显得拥挤，还有好几台大彩电，屏幕上不时闪现出飞行线路。线路在屏幕上温柔地流动着，在你不经意间延展着：飞出国门之后，线条的箭头便指向了乌兰巴托、莫斯科，而后还有华沙、法兰克福等城市，这一切对于郎家父子来说都是那样的陌生。郎朗仰头眨动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盯着那道会流动的线条去处。他可以辨认出俄罗斯的拼读方式，他知道那片领土太辽阔了，他也向往着那里，他崇拜从那里走出来的钢琴大师们，那是些怎样风光璀灿的名字呵：霍洛维兹、拉赫玛尼诺夫、普洛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还有肖斯塔科维奇、阿什肯纳吉……这些人中郎朗见到的只有阿什肯纳吉，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师课时。其他的那几位他虽然没有亲耳聆听教诲的福份，但他却把这些人都当成他的老师，随着琴艺的提高视野的开阔，他觉得这些大师越发亲近起来。
飞过这片辽阔的土地，就到了波兰的上空，波兰的国家不大，且有些软弱，历史上总遭受欺凌，却出了一位伟大的标炳千秋的钢琴家肖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肖邦有着特殊的地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肖邦曾带着对故园的怎样的离情别绪，飘泊巴黎，写出了那么多不朽的钢琴诗篇，至今还在为世界上众多的钢琴家们悉心阐释。郎朗最喜欢这位钢琴诗人的作品，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熟练弹奏肖邦的24首练习曲了。在他这小小年纪上，能够熟练弹奏出肖邦24首练习曲的人是不多见的。
过了波兰直抵华沙、柏林，然后就到了法兰克福。从屏幕上标出的飞行曲线上可以看得真真切切，途中差不多用了七个小时。
精力过剩的郎朗头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头一次飞出国门，他像个弹性十足的皮球，从里往外澎涨的兴奋使他无法在座位上坐稳当。他不断地在过道上走动，不断地接别人的话岔，他见身边的父亲坐得过于沉默，他就觉得难受，便不时地逗弄一下。这时候的郎国任显不出一丁点的威严来，对于许多人来说，第一次出国，其高兴的心情肯定是难以掩饰的，而郎国任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神色，反倒显得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地瘫在座位上，不爱吱声，甚至连眼皮都懒得往上抬。这位精力过剩、责任更过剩的中年汉子由于连日来的操劳，那绷紧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他就再也挺不住了，他居然在如此舒适的法国民航班机上如同坠入棉花堆里，头重脚轻，挣扎着往起爬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只能闭上眼睛任其游荡。突然，郎朗发觉父亲呕吐起来。
郎国任像是大病一场，好容易止住呕吐，闭上眼睛养神。他显得很虚弱，脸色白得吓人，汗也在往外直冒。他居然晕飞机了。
在儿子的眼里，父亲是位钢浇铁铸的汉子，有点小病什么的，不会当作一回事。在随行的人中，也只以为郎国任出现这种异常反映不过是身体有点暂时的不适罢了，却不会去进一步揣摸一下他的心情究竟怎样。
由于人的处境不同，其心情是不会一样的。比如，郎国任与同行的赵屏国老师就不会完全一样。赵屏国老师当然也希望他的学生获奖，但这种希望的强烈度自然是与作为家长的郎国任不一样。他们两个人在对待郎朗的问题上，应该说是大同小异，但是，即便这种小异，也时常会使彼此之间碰撞出一些不快来。
在郎国任这边，根本就没有从这次出国中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