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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还觉得不那么自在，总怕自己坐的位置不合适，怕别人来撵，可是，随着郎朗知名度的提高，随着他到这里来的次数的增多，他终于坦然起来。即便是身边坐着院长，或者什么更有名望的人，他也不至于惴惴不安了。
郎国任本来就是个爱核计事的人，在这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开演之前，面对音乐厅空荡荡的座席，面对台上那台熟悉的斯坦威钢琴，以及正在试琴的郎朗，触景生情，禁不住感慨万千。刚到这里时，那一幕幕场景，都在他的眼前回现开来。他不会忘记郎朗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时，他有多紧张，而紧张过后，又是长时间的亢奋。这里既有辉煌的记忆，也有难言的苦衷。他在这里经受过多少内心的折磨，有谁会知道？郎朗遇到的那几个对手，那好多次的较量和好多次的攀比，为了让郎朗超过这里的任何弹琴孩子，他郎国任在这里经受过怎样的心理路程。如今，无论荣辱喜怒，都将离他而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四周的灯光在他眼里完全变得轻松宽厚温暖了，他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郎朗不会再在这里与那些同龄孩子争个高低了。对于郎朗而言，这里曾经发生的竟争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他完全可以更轻松一些，不必去操心郎朗的每一件事，包括生活细节，也包括室内温湿度对钢琴声音的影响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老老实实坐在听众席位上，纯粹地欣赏一下他的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演出——告别演出。
但是，他不能够。他的心放不下，他只能是一个操劳的命。他不能不担心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座位坐满；要是演晚场，人肯定不会少了，而偏偏这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会有多少人光临？学校的领导，还有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再加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来，要是来少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毕竟，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
那一天让郎国任永远难忘。他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捧场。演奏厅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过道还站着人，都站满了，拥挤不下，最后，就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郎朗是最希望人多的，从小他就是这样，人越多他就越来激情，就越能闪出火花，迸出光彩。郎朗的状态太好了，下手就有，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郎国任在最后一排靠墙站着，他能够感受到最真实的声音效果。老柴的变奏曲让郎朗弹得很有光芒，一段段全是灵感才气的跳荡，在所有变奏的部分更见光彩，由激烈到舒缓，由弱到强，他驾驭得极其自如，简直是信马由僵，充分体现出对音乐的那股惊人的控制力。
在弹肖邦叙事曲时，郎朗显得很老道很沉稳，如泣如诉，但郎国任担心后边高潮不容易上去，强弱对比特别悬殊，在狂放不羁的强烈中又骤然弱下来，声音虽然弱下来，但力度不减，甚至更有撞击力，这确实有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郎国任靠在最后边的墙壁上在感受到了一种最弱的声音时，却接受到了一种最为强烈的冲动。他禁不住在内心为儿子喝彩。
《塔兰泰拉》是郎朗最为得心应手的曲子，整个旋律激越人心。郎朗说，这首曲子是表现一匹骏马被毒蜘蛛咬伤了，狂奔不已的音乐意象。奔跑是极有力度，也是极有层次的，表现空间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联想。这首乐曲极有感染力，那奔放的旋律简直可以带动整个音乐厅在旋转。郎朗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情绪高涨，气氛相当感人。
最能打动人心的似乎还是一曲《离别》。这首曲子是肖邦在病中写的，缠绵绯侧，绝望中又不乏憧憬。也许肖邦的离情吻合了郎朗此时此地的心绪，他弹出了让人心碎的别情，那样的忧郁，那样的惆怅。郎朗深情在伏下身子，去尽可能低地接近键盘。键盘好像就是带着体温的肌肤，接触得越近，就越难舍难分。台下一片感伤。人们沉浸着，沉得很深，他们只见郎朗鞠躬般将头埋入键盘，却不曾看到他什么时候抬起来，更不知道郎朗的眼中已是泪花闪闪。
一次次鞠躬谢幕，一次次告别，一次比一次来得深情。鲜花堆满了郎朗的怀抱，映得他那张稚气的胖脸红腾腾的。郎朗的面颊一片闪亮，分得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吗？
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校方领导和郎朗热情握手，那是一种怎样的鼓励！怎样的评价！学科主任感慨不已，他说，这是空前的音乐会，真是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谢谢郎朗，他也谢谢郎国任。
郎国任太容易感动了。因为他太看重名誉。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搞校庆时，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总结时，历数了本校涌现的人才，也不过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作为学校的光荣。而钢琴点的是刘诗琨和郎朗。刘诗琨和郎朗名字排列在一起，他们的年纪相差几乎有半个世纪。这则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郎国任指给我看的。
第一节 大病降临
郎朗如愿以尝考取了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之后，郎国任等于大功告成。在克蒂斯开学前的这段间歇时间，爷俩从美国回到了沈阳。
郎国任这时候回到故乡，比任何时候都风光。人们谁不羡慕？看看人家的孩子，已经考上美国了。即便当年嫉妒他们，背后不说他们好话的人，面对现实，也不得不佩服。而郎国任看重的正是来自家乡的这种羡慕和佩服。
从93年9 月份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到97年3 月考入美国克蒂斯音乐学院，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三年，郎朗一年一个大奖，一步一层楼地飞速进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龙头虎眼的郎国任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着变化呢？体形发胖，头发稀少，额头变宽，脸色也不好，充满疲惫感。重要的是他应该得意的时候，却偏偏有些打蔫。他不善于寒喧，即便谈一些他本应感兴趣的话题，他也打不起精神头。想一想，这位作父亲的实在不易。多年在外，犹如箭上弦，一直紧张地辛辛苦苦地带着儿子。一场战役紧跟着一场战役，就没有清闲放松的时候。就是一台机器经过这么高速旋转也是要磨损的，何况肉体凡胎。
郎国任在迎来送往的时候，显得表情木讷。他甚至连说话的气脉都不足。人们以为他是时差没有调整过来，却不曾想一场大病已经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有好长时间都觉得难受，情绪烦躁不堪，却总也腾不出空儿去医院检查。这一回毕竟儿子有了归宿，可以暂时喘口匀乎气了，所以，他回到沈阳后，到陆军总院去看了医生。结果，被查出的是甲状腺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暂时未作出结论。医生要求他马上住院，进行观察治疗。
郎国任患病的消息不怕别人知道，他只怕儿子知道会影响练琴。所以，他跟妻子商量先别告诉郎朗。郎朗此时住在一位朋友家练琴。因为朋友家有一台新买的雅玛哈琴，郎朗很喜欢这台琴。另外，这位朋友家也有一位琴童——一位八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叫毛毛。毛毛非常懂事，非常刻苦，胖敦敦的样子，总是笑模笑样的，显得憨厚朴实，着实令人喜欢。
住在毛毛家的郎朗自己拥有一个房间，自己抱着一台新琴练。毛毛在另一间屋子练琴，她弹的琴是台破琴。两个孩子各弹各的，互不干涉。郎朗除了自己练琴外，还兼任老师，教毛毛弹琴。这位小老师有时不像个老师的样子，弹琴弹累了就会找毛毛寻开心，疯闹得嘻嘻哈哈。
严格说，毛毛是郎国任的学生。郎国任教孩子弹琴确有一套，经他指点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叫作孙静威的女孩就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大奖，轰动了中央音乐学院。郎国任在家长中有着很高的威信，郎朗的成功，本身就是他的一张最醒目的招牌。郎国任回到沈阳后，一天也闲不着，除了正常看着郎朗练琴之外（其实郎朗已经无需人看管了，练琴已经成了他最自觉的行为，如果不让他练琴，他会感觉非常难受的。）他还要给学生上课。听说郎朗爸爸回来了，沈阳的琴童家长有不少人登门拜访，希望得到他的真传。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绝不轻易接受学生，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去给看看，看看这孩子怎么样，是否有发展。如果没有发展的孩子，他是绝不接手的。他不愿误人子弟。他对毛毛的潜力很是看好，其实，那时的毛毛父母对孩子弹琴的信心不足，他们小两口都是一般的工人，钢琴所知甚少。他们的人品极好，只有人品极好的人才能跟郎国任成为朋友。这小两口管郎国任一口一个“郎哥”地叫得挺亲。
郎朗是个适应性非常强的孩子。他经常到外面比赛，经常住别人家，住习惯了，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何况郎朗这种孩子到了谁家都会受宠的。这一点，郎国任还是很放心的。
郎国任回家收拾东西，心情沉重地去陆军总院住院时，郎朗并不知道。他全身心地投入练琴。他正在准备一套曲目，准备在国内巡回演出。
在陆军总院住院部二楼的一个病房里，郎国任笨拙地穿上带条纹的病号服。穿上这种衣服，好像病情一下子加重了，他面如灰土。他在病房里呆不住，却又不能乱走。同房间里有位跟他年龄相仿的男子作手术家也以为是良性的甲状腺肿瘤，可是，手术后进行病理切片时，却查出是恶性的。前来照顾他的亲友们都对他保密，郎国任看到他手术后的痛苦状及被人们瞒着的状况，心下里不是个滋味。因为他由此想到了自己。他可不希望像这么被人糊弄。他一辈子都图个明白，无论大事小情，绝不会有丝毫的糊涂。
还有一周才能进行手术。这一周，对于郎国任而言无所事事。每天只是给郎朗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其实，不问，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他问一问，只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或者说给自己找点营生，否则，静下来光想病情了，多闹心。
医生认为郎国任的病情很重。主要是他长了两个瘤子，都有鹅蛋般大，这绝非一日之功长起来的。让大夫震惊的是这么多年长了这么大的瘤子，患者居然能够坚持得住，不到医院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按着正常情况，患者至少应该在五年前就支持不住了。是什么力量使患者硬挺到了现在？
郎国任没有什么身份可供医生重视。医生也不爱好弹琴，家中也没有琴童，自然也不会知道郎朗是何许人才。对于郎朗的爸爸——这位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的人，当然也不会给予多大的重视。报社的记者们也不会从躺在病床上的郎国任身上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热点。郎国任还是个不愿交朋友，不愿跟别人联络的人，所以，他躺到病床上时，是很孤独的。他本来就爱想事，这么一闲下来，就更是想事想得两眼发呆。他最担心的肯定还是郎朗。
刚刚考取克蒂斯音乐学院，还没有开学，还不熟悉学校的环境，还没有打开局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急等着自己去做，却怎么就能病倒了呢？作为郎朗的鉴护人，如果真的一病不起，郎朗如何去美国闯世界？所以，他不能耽误儿子的行程，他只有一个心思：尽快手术，尽快解除危险，尽快养好病，以便能带领儿子去美国进行新的生活。他觉得儿子这是刚刚开始，是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大师迈出的第一步。他希望儿子成为大师——成为霍洛维兹、鲁宾斯坦那样的大师。只要儿子能成为这种大师，他自己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他活不活都无所谓。但是，在儿子成为大师之前，他可不希望自己的身体有丝毫闪失。
做手术的那一天，郎国任迟迟不肯往手术室进。他又来那股特殊劲了。人家手术时，患者都得早早进去，躺在床上等着大夫，生怕大夫不满意。而他可倒好，让大夫和护士们一班人马都在里边等着他。一来，他是怕弄错了名字，等人家三番五次喊他时，他才肯答应；二来呢？早一分钟进手术室就会增加一分钟的紧张感。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他必须格外谨慎。
郎国任躺在准备好的手术台上，按着手术的要求，尽量将脑袋往床头下边仰垂。可是，他突然有种窒息感，挣扎着挺起身下了手术台。他说他要出去透透气，否则得憋死。护士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他，他装作看不见。到外边透了透气儿，回到手术室，刚躺下，又是感觉不对劲儿，于是，再起来往外走，如此这般反复了三次，使得医生和护士都失去了最后的耐性。你以为这是你家呀？
手术总算做完了。切除了两个大瘤子。这两个瘤子在他的体内足足生长发育了14年，而他的儿子郎朗也恰好是14岁。瘤子在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