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愿意啦！”郎朗回答这个问题完全自然，完全出于天性。令对方非常满意。
经济人又转问郎国任：你有这样一个儿子，你是什么心理状态？
郎国任说得非常坚定：全力以赴支持！
又问郎朗在生活上有什么乐趣，郎朗说爱看足球。问爱不爱学习。郎朗说爱学习，并且搬出中国的古训：学无止境。他说，我有个好老师，好家长，都这么支持，想信我会成为最好的钢琴家。
副总经理高兴地站起来，把郎朗的名片输进IMG 公司的电脑。然后，给了郎朗一份介绍公司的材料，还有一张该公司音乐演奏家名单。郎朗一眼就看到了帕尔曼的名字，他禁不住念出声来。
格拉夫曼在这时也表示他会支持郎朗的。他说郎朗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只要给他创造条件，他能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
经济人高兴地与郎朗说英语，。看看他的英语达到什么程度。他希望郎朗尽快掌握英语。他对郎朗很负责任，当场为郎朗布置下一步兰图。他说他是可以一年给郎朗200 场演出的，但是，考虑到他年纪还小，正在上学，不能按排那么多。一开始不要太快，一个月内不能按排几场重要演出，但一年内一定要有几场重要演出。郎朗的每场演出费用：在亚洲为6000美元，在美国，4000美元。
郎国任对演出费用听得格外真切。他放在心里边掂量着4000美金和6000美金的份量。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在此以前的所有汗水都将从今日之后有了收获。他的儿子成了一棵摇钱树。
走出IMG 公司，天已经放晴。纽约的高楼横空出世，巨人般高耸，把天空挤得很窄。他们爷俩仰望被楼群切割的晴空，心情比天空更明朗。他们尾随着格拉夫曼来到了他的家。
院长的家在卡耐基音乐厅对面，路过的时候，郎朗驻足，仰望卡耐基那非凡的建筑，不禁肃然起敬。这是美国最著名的音乐厅，他多么神往能够到这里来演奏一场音乐会呀。父亲理解儿子，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第一次到格拉夫曼的家，第一次在他的家中上课，一切都是新鲜的。12月29日，这一天多么吉祥。对于郎家父子而言，这一天全是好事。29日，带个9 的数字，9是他们的吉祥数。有好几次比赛都与9 缘，要么是9 日，要么是9 天，要么是9 点，要么抽签抽了个9 号。总之，9 的数字真好！
美国的29日这天，他们找到了经济人，加入了IMG 公司，郎家父子的心情本来就好。在这种好心情下又来到院长家上课，真是好透了。
院长家的感觉不像通常意义上的住宅。宫殿般的大房间有种古典的高雅品位。墙壁全都是木板的，白颜色的几何图案透出一种西班牙的风格，栗皮色的房间弥散着欧洲的古典魅力。一个艺术家的房间，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艺术的感觉。窗帘一直垂到地板上，布料一点都不轻浮。屋子墙角摆有古色古香的雕塑，就连落地灯的柱子都有雕刻的艺术。不同的房间是不同色彩不同格调。有的房间简直就是展馆，木架上排列着东方的艺术品。有日本的，韩国的，还有中国的。有中国的瓷器，看上去至少是明朝以前的。他很喜欢像中国的学生展示他的收藏。他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收藏家。他收有世界各国的古玩，还有佛和观音，一定很名贵。郎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大款大腕的家他去过，装修豪华的家他也见识过，但，那都与院长的家不同。太不一样了。院长的家就是属于艺术的展馆。令郎朗惊讶的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古董和珍品，还有那么多的名画、雕塑。院长像个展馆馆长，只顾给他们父子讲解他的收藏，似乎忘记了让郎朗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后来，他发现郎朗的神态有点着急，便笑着说，这回你不用着急了，一辈子都有寄托了。
上课放在了后边。得照相。院长平生三大爱好：除了收藏之外，他爱好摄影、写作。他已经写出了一部自传《我真该练琴了》；他拍了许多照片，他炫耀他有台最好的照相机，他说可以跟名车比美。郎国任那天也特别爱照相，双方互相拍摄，不觉景拍了三卷胶片。
摄好了，参观完了，才不紧不慢地坐下来上课。院长家的钢琴也不同凡响，郎朗一上手就有了美妙的感觉。院长给他上的这堂课是普罗柯菲耶夫的《第8 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是降B 大调，OP。 84，是作者著名的《战争奏鸣曲》一组中的最后一首。郎朗那天有如神助，对老师的授课接受特快。已经不用翻译这根拐棍了，他就能懂老师的讲课要求。他弹奏这首曲子时激情澎湃，特别是到了第三乐章，灵感迭出，不断冒出火花。这部分是极快板，正适合郎朗的炫技。弹到了终结部，那是华丽的回旋曲式。郎朗充满光彩地准确把握了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所含有的特有速度，不断将乐曲推向辉煌，在最耀眼最华美的高潮中，郎朗果决地结束全曲。把个66岁的老院长高兴得像个孩子。
院长的夫人确实有夫人的风度和气质，也有夫人的慈祥和温柔。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喜欢郎朗。郎朗在他们家中没有生疏感。他坐在纱发上，坐在他们夫妇的中间，就像坐在自己的外公外婆中间似的，那么娇嗔而任性地伸出他的大手，一边搂住了他的院长的神圣的肩头，另一边把手搭在了夫人的高贵肩头。夫人肯定在那一瞬间感动非常甜蜜，所以，她把整个上身朝郎朗这边倾过来，她笑容满面，眼镜都闪着生动的光泽，还有花白的头发，显得格外慈祥。这张照片拍得真和谐，也真自然。
回程的列车上，车箱里只有他们爷俩。他们仍然沉浸在今天的兴奋中。他们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的车厢里大喊大叫，兴奋不已。郎朗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平时，一旦亢奋起来，就半天平静不了。他一高兴就容易走板，不该说的话，他说了，不该暴露的秘密，他暴露了，毕竟是个涉世不深的孩子。但是，每到了这种时候，郎国任都是极其冷静。儿子越狂热他就越冷静。他会及时控制儿子，一个眼神就好使，就能立刻止住淘淘不绝的郎朗。郎朗说，他一高兴就如同登上了高坡，下不来了。“我兴奋期长，晚上不管多晚，睡不着了就唱旋律。唱得我爸心烦，大声呵斥我：唱什么？冷静点，你明天还要上课！我一高兴，我爸就冷静，他给我泼冷水，他的理性成全了我很多。我性格像我妈，我爸沉着……”永远以冷静控制郎朗激情的郎国任从纽约回费城的列车第一次打破了常规。儿子激动时，他不再泼冷水了，他与儿子一起兴奋地淘淘不绝。他们在大呼小叫地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研究新的曲目。彼此挥霍消耗着过剩的兴奋。
郎国任头一次在儿子的巨大兴奋面前失去了深沉，他说：“这回可要好好打美国啦！”
因为整个车箱没有别人，爱怎么叫就怎么叫。郎朗本来激动起来就没个完，这回见爸爸也一样激动，给他个好脸了，那股疯劲儿更冲了。他挥舞着胳膊，朝列车的前方喊着：“大战开始了，同志们，冲啊！”
“冲哇！”父亲跟儿子一块挥手喊叫。
喊声中，列车在飞速前进。
郎朗当天在电话里向他妈报告：“我爸都乐疯啦！”
尾声
1999年2 月12日、13日这两天，郎朗与香港交响乐团合作，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连续演出了两场，他弹得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叶咏诗——这位在亚州最著名的女指挥与郎朗配合得非常默契，使两场演出都很成功，得到了上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是郎朗到克蒂斯留学后，第二次来到香港举行音乐会。第一次是在98年的3月，演出结束后，他回到了沈阳，探望母亲周秀兰。一年后，他还是重复着上一次的路线，从香港又一次回乡探母。
其实周秀兰早就知道儿子要回来的消息。她差不多望眼欲穿了。春节前盼得更厉害。因为儿子没回来，什么样的节日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
才一年没见，儿子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母亲眼里，郎朗的任何变化，哪怕最微小的变化都能感受到。他长大了，也长结实了，和她站在一起，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把她比得又瘦又小。这时候，一贯不肯服输的周秀兰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沧桑之感，感叹岁月不饶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郎朗这两次到香港演出都是自己闯天下，父亲郎国任留在美国。一个人出门远行，对于郎朗而言既有种奇妙的兴奋，又有种某名的忧虑。从小到大，父子形影不离，第一次与父亲分手，把他一个人扔在费城，他说不清是替父亲忧虑还是对自己的行程心里边没底。行前，可想而知细心的郎国任会怎样叮嘱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而郎朗行千里主要是父担忧。
第一次父亲不跟在身边管着他，他自由得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飞机上爱看书就看两眼，不爱看，睡大觉也没人管。只要下飞机时别忘了拿包。到了香港，反正有人去机场接他。说实在的，头一回独行时，他心里一点也不放松，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感觉好极了。尤其是从香港启程回家时，他那股盼望以久的喜悦心情简直不得了。
作为一个自由人他踏进家门，一头扑到了母亲的怀抱。其实，是他把母亲拥在了怀里。没有父亲在一边管着，他感觉到有股男子汉的豪情在蒸发。假如父亲在一边，即便不干涉他，他也不敢这么尽情尽兴地与母亲撒娇，只要感觉父亲在那儿，再不吭声，他也会觉得连空气都变得发僵、发硬了，而只有他们母子俩时，周围的空气才能这样充满母性的柔和与宽容。
环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家，这个没什么变化的简陋的家，郎朗唤起许多感慨。与美国的那个家相比，反差简直太大太大了，在这种反差当中，郎朗的思维不再单纯。
母亲倒是单纯起来，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我儿回来啦，郎朗呀……每一声都让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从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要远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欢迎更真实更强烈。因此，他加倍意识到把母亲一个人扔在沈阳太不应该了，他心里一点都不安。他暗下决心一定尽早把母亲办出去，实现一家人在美国团聚的梦想。
就是在他这次回来时，我们重逢了。（98年3 月他回来时，我到柴达木拍电视片了，未能相见）此番相见，这孩子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种变化时，我不能不感慨时光流逝得多么鲜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绝不会对一年半时间的流走而生发出如此鲜明感慨的。郎朗变得深沉了，文雅了，尽管还有点刻意成份，但确实成熟出一个大人样了。起码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阳那时，与熟人相见时，他总爱搂人家，总爱与人家比个儿。他也不管人家爱不爱比，甚至在人家不经意时，他冷丁拔直腰板，瞅着人家的头顶对旁边人说：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说：看，我又长一块了！
这回见面，他有点绅士样，这主要是指他表现高兴的方式与前大不相同。规范了，有分寸感了，还会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照顾或者说适应一下你的情绪。对了，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 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 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