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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令人羡慕的。游行时，队伍浩大，文娱体育各路人才云集，总有文艺演出，总有球类比赛，就是厂里的俱乐部也比一般的厂矿俱乐部要气派得多。或许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熏陶，郎国任从小就爱好文艺。他兄弟姐妹一共五个，父母收入都不高，所以，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他先是学吹笛子。那时候好多孩子都学吹笛子，因为笛子在所有乐器当中是最便宜了，几毛钱就能买一支。他的同学当中还有几个爱吹笛子，有的学得比他还早，当然吹得比他好一点。比他吹得好的同学就爱在他面前显摆，每到这时候郎国任就格外严肃。他可不能眼看着别人比他强。他从小就争强好胜，干什么总得比别人强才能。而且，他总爱跟人家比。他的儿子郎朗就有这个特点，爱跟别人比，越是比他学琴早的人越是比他弹琴好的人他就越是有比的兴致，一定要比过你。今天比不过还有明个，终有一天要比过你。郎国任不是那种盲目攀比，他很有头脑，很有心劲，没事就爱琢磨，他总能琢磨出名堂来，因而，他超过那个爱显摆的同学一点不奇怪。问题是＇ 正巧当时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选人时，郎国任蛮有信心。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架式。学校里再没有别人比他的笛子吹得好了。却不曾想宣传队要了那个同学而把他排斥在外。他第一次觉得不公平。其实，他这般好胜，把比他强的人一个个比下去，能不遭致人家的嫉妒？好像从此命中注定了将有嫉妒伴随他一生。当他儿子在大踏步超越周围弹琴孩子时，嫉妒的怪影就是笼罩着他，他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受到的最大打击——老师不教郎朗了，那就是来自一种嫉妒的力量。可以说郎国任是被嫉妒害苦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不断的嫉妒造就了他顽强上进的不屈不扰的个性。从小他就不服输。不让他进宣传队，他就组织了几个同学去市政府找市长，要求市长批准他们自己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来求见市长是有所准备的，每人能背100 条毛主席语录，要背给市长听。人家瞅他们几个毛孩子怪可笑的，就想法糊弄他们说市长没在，外出了。问得啥时候回来？接待的人说起码得一个月。一句话就把几个小学生唬住了，那几个孩子没了主意，就瞅郎国任，等他拿主意。郎国任动了心眼，他说他不相信，见不到市长就不走。人家怎么哄他他也不走，结果，他硬是没走，在市政府大楼里过了一夜，到底拜见了市长。这是他童年时代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当时传为佳话。那年他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想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愿望虽然未获批准，但是，他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由此被学校的军乐队接受了。军乐队比宣传队更有派，在全市都很有名。
郎国任能吹笛子还能唱歌，还能指挥，在小学时就出尽了风头。他还嫌不过瘾，便练起了二胡。他开始学二胡时纯粹是白手起家。当时商店里摆放的二胡并不贵，十元二十元就能买到一把。但是，郎国任没这笔钱买，就只好自己动手制做。他做的二胡竹筒比京胡稍粗一点，用一张青蛙皮绷住，弓弦也是自制的，把竹棍用火烘烤软了弯成形，再偷偷从马尾巴上剪下一络，这可是个挺危险的活儿，弄不好要被马蹄子伤着，还得提防着让车老板子看见。自制的二胡拉起来声音也真不赖。每天吱吱呀呀地拉着自制的二胡倒是别有一番兴味。在他的记忆中，只管妈妈要过一次钱。只那一次就让他刻骨铭心。
那是上小学时，他特别痴迷踢足球。天天在操场上撒鸭子奔跑，几天下来就把鞋踢坏了。他看到别的同学穿着新买的白球鞋，羡慕不已。回到家后他就管妈妈要。妈妈不同意，他就哭着叫着，蹦着高管妈妈要，不给不行。他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钱买白球鞋。他把妈妈闹腾火了，一气之下操起赶面杖吓唬他：你再闹我就打死你！他更高的声调喊叫：打死我也要买！妈妈犹豫地把赶面杖抡起来，以为他能躲闪，可是，赶面杖落降下来时，他不仅不躲还挺身迎了上去。结果，赶面杖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母亲在2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手下的一个团长。在一场战斗中悲壮地战死沙场。从母亲这一赶面杖来看，英雄的热血似乎并未凝固。母亲是个女强人，她有文化，爱好文艺。她爱唱歌，郎国任从小就喜欢听母亲唱的《三杯美酒敬亲人》《渔光曲》《芦生恋歌》《阿哥阿妹情谊深》等。母亲很有办事能力，当过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这一赶面杖打出去之后，就后悔了，她怕打坏儿子。儿子像英雄一样顽强不屈，终于迫使母亲让步了。
郎国任如愿以尝地穿上了新球鞋。为此，挨这一赶面杖也值。新鞋除了让他兴奋之外，还使他增加了另外一种和他同令的孩子不同的感受。他知道珍惜东西。他那双鞋总是自己刷得干干净净，总是怕别人踩脏。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管妈妈随便要钱买什么用品。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正是因为清贫，使得郎国任过早地具备了奋斗意识。他从小就不依靠任何人，全凭自己去把握命运。父亲给他的童年带来的并不是自豪，而是自卑。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还有海外关系，他的大爷在台湾。台湾，那是一个一提起来就让他头皮发麻的字眼，他最打怵的就是填表。而那个时代偏偏总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表格让他填写，面对这种表格，每一次都使他这位刚强的少年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刺伤。出身的十字架像一片厚重的乌云始终盘旋在他的头顶上，让他憋闷得很。他那么渴望出风头，却偏偏加入不了红卫兵。全班那么多同学几乎全都戴上了红袖标，这让他无比羡慕。除了受到的压抑之外，更激发了他的上进心。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业务上，必须具有超人的一技之长，否则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他比任何人都下功夫。每天天不亮，他就爬起来练二胡。功夫没少下，但因为没有正规拜师，总是长进不大，这使他很苦恼。他渴望拜师学艺，可是，到哪里找老师呢？也许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傍晚，他正从学校往家走，走着走着，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二胡声从远处断断续续地飘了过来。那声音美极了，使他简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当时是夏天，马路牙子上坐了好多乘凉的人。他从这些人身边走过，顺着二胡声音找去。伴着凉爽的晚风，这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多么熟悉的歌啊！“向着北京致敬，向着北京致敬，”这正是他天天在练的歌，可是，为什么人家拉得这么好听？这是什么人在拉呢？他穿过一条小胡同，绕到大鸡仔合作社的后院，发现了这个拉二胡的人。楼上的窗户洒过来的灯光并不很亮，却把他勾勒得比较清晰。他端坐在一把小板凳上，好像是那种能折迭的小马搭子，摆出的姿势一看就是拉二胡的派头。二胡架在腿上，头微微低垂，一手揉弦，一手运弓，那声音丝丝缕缕地绕住了郎国任，他就像被绑住了似的，再也迈不开步了。直到人家拉完走了，直到楼上洒出来光线的窗户完全都闭了灯，变得一片漆黑，他才意识到该回家了。肚子早就饿了，不过这时候他才觉察到。从此，他天天到这里听人家拉二胡。他不敢靠前，只能用心去听去悟。他这是在偷艺，他怕人家烦，每次都躲在暗处。躲在暗处的小家伙知道在明处拉琴的人是沈阳有名的拉二胡的，名叫刘万生。他仰慕已久，却只能默默地躲在一边听人家怎么拉。同样一首歌，人家一拉就那么有滋有味儿，可轮到自己拉时，就没这种味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他完全被陶醉了，居然忘了隐藏自己，而是跟着二胡哼唱起来，越来声音越大，突然，二胡声嗄然而止，那边传来声音：是谁躲在那里啊？他听人家喊他，心里边打鼓似地慌跳。他像犯了错误似地一边嚅嚅应答着，一边从暗影里走出来。其实，从郎国任第一次偷艺开始人家就觉察到他了，只不过看他是个小毛孩子而没有搭理他而已。原以为小孩子不过是图个新鲜，听一听就得一走了之，却不曾想他还天天都来听，竟然一连坚持了一个多月。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个一般的孩子。仅凭这份毅力和心劲就赢得了他的喜欢。刘万生问他怎么老听不走呵？他说他很喜欢听，听不够。人家又问他有什么好听的，天天听还听不够？他说越听越爱听。在他眼里刘万生就是大师了，所以，他非常仰慕。见人家对他的态度很和霭，便提出了想跟人家学二胡。刘万生没有拒绝，收下了他这个学生。郎国任欣喜若狂。他心急，恨不得能把那些好听的曲子《年关》《赛马》《手拿枪，心向党》等一夜之间都学会。特别是《手拿枪心向党》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哼唱着手拿枪心向党。郎国任想如果学好了这个曲子，那到学校一拉，肯定震倒一片。
然而，刘万生就像故意不让他快点学似的。他让他练最基本的功法，运弓，揉弦，天天都是这般单调，不允许他拉曲子。他有点忍不住了，以为老师故意拿一把。他为了感动老师，就天天到老师家帮干活。他很勤快，见啥活干啥活。老师当时正在处对象，有个女的总来。他太小，也不明白这些，看到老师跟那个女的坐着也不知道躲出去，呆在屋里只管埋头打扫房间。这不有些碍事吗？不过，他的这种小小苦心老师当然明白。刘老师非常认真地跟他说，必须打好基本功，二胡就这么二根弦，为什么会变幻出非常美妙的声音来呢？就得靠基本功。练不好基本功是不可能拉好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功到自然成，功不到就想成，这是没门的。一番话在郎国任身上真正起到了作用。他对二胡有了真正的理解。原先他想找老师学拉二胡就是急着想学拉那些好听的歌。却不曾想二胡竟然有着如此深奥的道理。这种意识对于郎国任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便他后来与郎朗研究钢琴时，都还受益无穷。
郎国任忍着单调和寂寞天天苦练基本功。夏天热得全身冒汗，二胡架在腿上，硬把皮肤磨出一个大疥子。胡琴稍稍一触，疼得钻心。那疖子越鼓越大，他发起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爬起来还抓二胡练。这一病，他整整11天没有上学。他在病中拉起了《年关》，拉得如泣如诉，惆怅万转，正在干活的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出神地听着，听着听着，母亲的眼泪从清癯的面颊上流淌下来。母亲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倾听，也是第一次这么被感动，起先，母亲并没有认为儿子把二胡当事业干，后来，她发现儿子把拉二胡当成命了，她不仅是感动简直就是受到了震撼。于是，母亲到商店给儿子买了一把真正的二胡。当母亲把二胡递给儿子时，儿子乐得蹦高了。这把二胡当时50元。对于这个普通人家而言，50元是笔巨款了。勒紧裤带挪出这笔巨款成全了儿子，这是一位有见地的母亲，是位通达事理的了不起的母亲，她赢得了儿子深深的敬重。直到如今。
有了一把好二胡，郎国任如虎添翼。他练得更勤奋更狠了。刘老师对他的进步很满意，于是开始教他练曲子。还是非常严格地教，仅那句“手拿枪心向党”他就拉了二个多月。他自己没拉烦倒是把每天到小树林来晨练的人听烦了，人家问他怎么就会拉这一句。
功到自然成。郎国任的二胡在沈阳第一中学很有些名气了。他们郎家的五个孩子个个都爱好音乐，但是能够拿出手的只有三个：二姐打洋琴，弟弟吹笛，他拉二胡，三个人同时登台，可谓一个郎家军了，也真够风光了。然而，在那个以政治为第一标准的年代，他们虽然拉得好吹得好，却仍然不能摆脱压力。那时不像现在，各个中学比得不是学习而是文体水平。他们学校很重视宣传队。服装是清一色的黄军装，配上左臂的红卫兵袖标，往台上一坐，让灯光一照，一排排刷齐，很是帅气。那种精气神儿。郎国任本来腰板就背直，在台上就更是直得令人眼气。他最得意的时候是坐在台子正中进行二胡独奏《手拿枪，心向党》。二胡和他的腰板一样拔得直溜，弓随心走，心随党走。每次台下都响起热烈的掌声，一再返场。他拉《年关》时，那弦揉得让人心颤，他把刘万生大师的绝活儿学到手了。演出结束后，领导上台接见演员，和他握手时，领导总是笑眯眯地和他多握一会儿，夸他拉得好，并鼓励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好革命接班人。他为学校争了光，学校领导跟在上级领导的屁股后边，满面风光。领导们以为他是个红后代、是颗好苗子，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