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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市杂技团派人来到标准件四厂。结果仍然不能让他高兴，因为他是大集体编制，工作关系是调不了的，经过反复协商，只能暂时借调。借调意味着随时可能回来。所以，郎国任在离开车间时，连东西都没咋收拾，只是把脱下的工作服塞到了工具箱里，他把工具箱还放在墙边，那个自制的棍状二胡还没有舍得扔掉，他随时准备再回到车间。
从那以后，郎国任的心总是不踏实。在杂技团里他如鱼得水，同事们跟他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他的业务水平高，也深得人们尊重。但是，只要是闲下来，一核计不定啥时候一个令下来，他还得回到工厂，他的心就格外沉重。时常他在梦中经历着逼真的情景：杂技团领导找他谈话，一副无奈的样子……完了，一种来自深渊的绝望使他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扑腾扑腾蹦个不停，这一宿，就别再想睡了。
第一节 无业人员
首都北京以其古老的庄严和现代的神圣，构成了郎国任这一代人心目中永远的向往。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了。此番来北京与以往两次截然不同。第一次是荣幸地混入红卫兵的行列中，激动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二次留下的记忆便是荣辱参半了。三天假，一个月，3 份检讨……而这第三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上，他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北京车站到处可见广告牌，尤其是那条拥挤的通道，两侧被广告牌包裹得一片花梢，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尊严和神圣感。那些大包小卷子跌跌撞撞的滚滚人流无不带着浓浓的商品味道勇猛地冲击着北京这座古城。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拥挤，他紧紧拉住儿子的手，生怕他被人流挤散。儿子已经超过一米了，坐火车自然得买票，而有带小孩的人逃票，过出站口时被粗暴地逮住罚款，这使得本来就拥挤的出口，变得更加骚乱。
走出收票口的郎国任往肩上耸了耸背包，刚刚出了一口闷气，就有人迎上来，以一种令人怀疑和厌恶的热情拉他爷俩住店，拉他坐出租车。郎国任以一位警察的本能予以拒绝。可这边拒绝了那边又涌上来。他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尽快离开广场。他是从广场的右边围栏处绕出去，就到了地铁口。地铁口很是脏乱，摆小摊的还有乞丐照例令他的神经无法松驰。郎朗头一回到北京，看什么都觉新奇。特别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乞丐觉得非常新奇。他这般小小的年纪对北京的感觉是从书本上和电视里得到的，虽然不如父辈当年那么神圣，但是，毕竟是首都，怎么也有这么脏的乞丐？怎么没有人管呢？他正迟疑着被父亲拽走了。他离开时，还回头望了一眼。
地铁站台建在地下，宽敞明净得像一个展览大厅。这令郎朗立刻感到心胸敞亮无比。坐上地铁，开动时一片漆黑。这漆黑又让郎朗多少有些紧张。每一次从漆黑中驶到了亮处便是到了下一个车站。人总是希望到达某站的，到站才给人一种希望。下了地铁又换乘汽车，他记住了在哪一站上车又在哪一站下车，换乘哪一路，跑多长时间。他是个爱操心的孩子，他不断地问父亲拉东西的大解放什么时候能到，东西会不会丢。他还问父亲丰台区多远，那里是不是农村。他的问题总是那么多，使得心乱如麻的父亲实在失去了应有的耐心。
汽车朝北京郊外飞驶，北京显然比沈阳更有春天的气息，阳光灿烂，路边的树木亭亭而立，远处的田野在春天的阳光中升腾起一片热烈的春潮，令人心胸激荡。第一次远离家园出外闯荡的少年郎朗禁不住涨满豪情。他在座位上一刻也不肯安生，一会儿跪着，一会儿站起来，他想象着父亲将要把他带去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从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沉默的状态上，他猜想那里的条件肯定糟糕透了。
呈现在郎朗眼中的丰台区居然也是挺繁华的城市。还有那么高的大楼。从沈阳开来的大解放已经先于他们父子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郎朗一眼就见到了车上熟悉的东西，见到了开车的司机叔叔。他高兴地手舞足蹈。这是个喜形于色的孩子，他总是那般富于激情，仅凭他的激情就可以感染所有人。在以后的岁月中，郎朗经常会遇到一些陌生的热心人的帮忙。除了人家喜欢他的弹琴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他这副热情洋溢的举止的感染。他很精明，很会说话，很会揣度别人的心思。一个有才华的少年能够具备这种人见人爱的性格，肯定会受益非浅。
郎朗的新家在11楼。两室一厅，哇，这么宽敞明亮得多少租金呀？他问父亲，父亲说你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么，你好好弹琴就是了。但是，郎朗偏要管，偏要问个明白。租金其实很便宜的，每月150 元。如果现在到北京丰台区租这样的房子，那租金就得翻几翻了。不过，这150 元的月租金对于郎国任来说也不算轻松。毕竟他辞去了工作，这意味着以后的日子他们父子在北京将只有花销而分文没有进项。郎国任这几年为了培养郎朗花销不小，积蓄所剩无几。他见儿子一定要刨根问底，便把租金多说了两百元。唉呀妈呀！这么多钱呀？我可得好好弹琴了！郎朗这么一叫唤，当父亲的心里边就舒坦多了。
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得从电梯上运到11楼。来往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父子。这座大楼里边的住户成份比较复杂，也有不少外地人在此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大多是涌到北京做买卖的，而像他们父子这样来学琴的，这里的人还是闻所未闻。那种异样的眼神开始让他们父子很不习惯，那是一种审视，一种怀疑还是一种轻蔑？抑或兼尔有之？无形中这一切都构成了压力，也都构成了动力！一惯说上口，一惯盛气凌人的特殊警官，看你如何来适应这片并不友好的环境。
东西算是搬进屋了，最沉的是钢琴最重要的也是钢琴。好像拉来的东西挺多，其实一摆放，也没有多少，屋子里倒显得有些空荡。那两个在部队时发的箱子盛着他们父子俩的全部衣物。从寝室到厨房，郎国任忙里忙外，从此，他将以全部的耐心围着家里转了。他得为柴米油盐劳神，他得算计着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他得学会去做日常所有的生活，哪怕是他过去最不愿干最瞧不上眼的只有女人才会去做的家务活。也就是说，他得既当爹又当妈。对于一个特别看重自己的事业型奋斗型的男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一切为了儿子，也仅仅是为了儿子。这就是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将由此而一拆两爿。妻子在沈阳留守，爷俩在北京这边奋斗，无论是作丈夫的男人还是作妻子的女人，都将接受着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孤独，同样的期盼，他们失去了自我价值，一切都围绕着对于儿子前途的设计来体现各自的生命的形态。他们牢牢拴在了儿子的身上。小小的儿子手指还那么纤细，小手还没有长开，铺在键盘上刚刚才能碰到八度，他能够承担起父母如此沉重的不顾一切的付出吗？未来会怎么样？还得遇到怎样的坎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有待于他们自己去奋斗去拼搏。虽然郎国任早已作好了心里准备，但是，置身在这样一个人地两生之所，却没有一种家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他仍然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
夜已经很深了，他检查了一下房门是否关好，把明天要去老师那儿上课的该带的教材也细心检查了一下，尽管儿子平时在收拾这些东西时也很细心，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明天得起大早，因为还得等汽车。必须得提前一点到老师那儿，第一面很重要，一定要给老师留下个好印象。听说她是音乐学院搞基础音乐教育的好老师，也是最难请的老师。那是朱雅芬老师帮着找的，她们都是上海人。要不是看在朱雅芬老师的面子，人家可能不会接受的。郎国任是最尊重朱雅芬老师的，他甚至有点怕她。个中原因，留待下一章再说。
郎国任为儿子总是想得很细，连明天儿子穿什么衣服，明早起来吃什么也都想好了，他甚至还考虑了明天上完课去哪里买菜，买什么菜，做什么饭，什么东西既有营养又可以少花钱，他都一一想过了。北京这边想完了，他就去想沈阳那边。他想到了沈阳平时接触的那些弹琴孩子的家长，那些人大多表面上显得特别友好，总是夸你的孩子如何如何好，而一转身在背后却是用另外一套话埋汰你。他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谈论他。但是，他可以断定因他这一辞职带郎朗进京，肯定会成为人家的谈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嘴长在人家的脑袋上。核计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还怪烦的。
孩子的确够累了，从他贪睡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嘴角绷得紧紧的，好像在梦中还和谁较劲。儿子在争强好胜这一点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最让他喜欢之处。但是，他无论对儿子多么满意，却从来不流露出来。儿子到了哪里都能得到一迭声的夸奖却独独得不到他这位当父亲的夸奖。为此，儿子耿耿于怀。每次弹琴都调动了浑身的解数，都用了最大的力气，可父亲总是没有喜悦的表情，顶多说句还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别人的羡慕和赞扬声中成长的，他怎么受得了“还行”这种评语呢？他被激发起更大的干劲，他一定要让父亲承认他弹得最好。他甚至在梦中都在和父亲叫劲，看他夸不夸奖。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确实严格得近乎严酷。他总能挑剔，也总能挑出毛病来。有的曲子三遍五遍他也不放行，还得再抠一遍。有时气得儿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渲泄一通，却还得老老实实地按着父亲的要求再弹一遍。妈妈在家的时候，儿子可以和妈妈撒娇，妈妈不在时，儿子却找不到撒娇的人了。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郎国任这位天天与儿子耳鬓斯磨的严父，居然从未亲过儿子。郎国任对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只能是在儿子睡熟了的时候，他默默地守着儿子，多看他几眼，给他掖掖被子，抚摸一下他的小脚。这一切，他绝不会让儿子知道。带好儿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极强的克制力，永远不夸他不鼓励他不行，可轻易夸他更是不行。不让他怕你不行，而让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这种聪明伶俐的孩子。
最难忘的是两年前，他带着郎朗去太原参加的全国首届少儿钢琴比赛的情景。因为是首届全国举行这样的比赛，所以，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参赛的选手也够多了。沈阳不同年龄组的都有选手参赛。比较出名的有邢军、杜莹，她们都比郎朗大，郎朗当时只有七岁，在沈阳宁山路小学读一年级。他是那种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着得奖的决心来的。
比赛在太原少年宫进行，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的郎国任还不很熟悉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情况，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厉害。他没有抱着一定要夺冠的决心，但是，他觉得郎朗也应该在全国排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来见识见识，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厉害。
和郎朗在一个组竞争的有上海的王鲁，还有北京的李端。这两个孩子在当时都很受宠，也都颇有名气，而来自东北的郎朗却不为人所知。在钢琴评委们的眼中，东北还是块钢琴的荒地，虽然文革期间不断地有上海的钢琴家到那里播火种，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东北的孩子仍然无法真正进入评委们的视野。郎朗当时的程度是弹到了740 ，不过比赛规定不允许弹740 ，只能弹299。于是，郎朗那次弹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国曲子《红星闪闪》。这两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一手教出来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她不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乐。在技巧与音乐的融汇上她更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着郎朗的内在激情。而七岁的郎朗正是有着一种小老虎的冲劲儿，只要往钢琴前一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规模的比赛，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会有半点怯懦，相反，他会因此更加激发出精神头儿。他是那种越比赛越竞争越人多越来劲儿的那种孩子。他特殊愿意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郎国任一直挺后悔那天不该让郎朗穿那条背带裤子上台。郎朗弹到激情澎湃时，浑身的劲头儿都调动起来，正要大显身手时，那背带却不合时宜地从两个肩头滑脱下来，束缚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挥洒却伸不开，这不能不影响演奏效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然而，尽管如此，郎朗弹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乐感觉好，而且一个音也没错，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台下听众不少交头接耳，认为这个小孩弹得好。那次比赛取前六名：一等奖1 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 名。郎国任一个不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