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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20％的价，即5万元向梅斯和托尔托雷洛买了价值253000元的国库券。哈里森飞回巴尔的摩。第二天丹尼把证券带给他。他把一张10万元的证券给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得到70％即7万元贷款。我给哈里森18000，他非常高兴。几周后丹尼和乔·布拉克又为我从梅斯那里买了一张10万元的证券和几张小额证券。他们又送给哈里森。他又得到70％的贷款。这回我给他12000。在这笔生意中我们共赚了23万，我给哈里森3万。
他现在已具备了经营大买卖的条件。
我一边同哈里森做证券生意，一边与施瓦茨保持密切联系。
我总想自己建立一个赌常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名叫杰弗里·布赖特尔的荷兰老头。此人在库拦拉索岛有90公顷靠海滨的土地，并同政府订立了合同。他有的证书、建筑计划和许可证。万事俱备，只缺资金700万元。
我把此事向帕特里阿卡作了汇报。“雷蒙德，”我说：“我相信，我已让一个笨蛋上钩了。施瓦茨可以办妥此事。我感兴趣的只是赌常我只需要你提供200万元，其余的，我叫施瓦茨筹集。”
“没问题，文尼，”他说，“如果你做这生意，可以给你钱。
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你现金。“这桩生意我计划让帕特里阿卡、塔梅莱奥、马斯特罗托塔参加。帕特里阿卡想让安朱洛也参加，想让他出我需要的资金。
我飞回波士顿，打电话给施瓦茨，把整个情况向他说明，他很兴奋。但我必须组织一次去伦敦的赌博旅游。施瓦茨决定自己来。我通知布赖特内尔，我们在伦敦梅费尔旅馆会面，叫他带齐全部资料。当然我为他付了机票钱和一切费用。施瓦茨看了看资料，“真叫人难以置信，文尼，”他说，“根本没有问题。你回去后来巴尔的摩一趟，我安排你同我的律师见面，我们不需要找银行，就可交80％的投资。”
这件事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唯一要办的是为赌场筹钱，此事已作安排。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将人带进赌常我知道，政府采用一切办法将骗子从赌博业中清除出去；可是我也知道，哪里有一个赌场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我决定在迈出下面的步子之前；最好飞到库拉索去把整个情况好好看看。
我很不乐意在旅途中不搞钱。于是我只带了的几个最好的“招揽人”和“机械师”（即蒙达瓦诺。詹姆斯·佩奇利斯、罗伯特·A·迪彼特罗和奈德）。此外还有一些奈德认识的被骗对象。我们在赌场的一次牌赌中，从这些人身上骗取了8万元。因之我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为何不去所谓的合法的赌场咬它一口呢？我挑选了“金凤花”。它是两个犹太人开的，就我所知它与黑手党没有关系。我们到这个赌场，我说服他们给我无限制贷款。他们询问了拉斯维加斯和伦敦的其它一些赌场，得知我在那里得到过无限制贷款。因而，他们答应我用贷款赌博。
我的计划很简单。我在赌场参加掷色子赌博。佩奇利斯、蒙达瓦诺和来自康涅狄洛州的卡迈恩同样参加。我装成最下贱的样子，押上一栋房子，他们也押上相同数额的房子，并押在与我相对立的一边。迪彼特罗是我的搭档，我们装成两个笨蛋。我们一共输了6万。在桌子的对面，我的几个“招揽人”赢了6万。我们装成互相不认识。在我与经理谈话时，他们都出去了。经理要马上开支票。我对他说，他必须等到我回波士顿以后。
我们在库拉索停留了几天，看了建筑工地。该工地很壮观。
在“金凤花”赌场里难得发生什么事情。
我回波士顿后，将这6万块钱交给马斯特罗托塔罗保存。他是我唯一信赖的黑手党徒。他不诈骗我一分钱，这一点我尽可放心。我请他将这个钱放30天不要去动。如果在这个期间黑手党中没有人来找我们，我们就将整个钱分掉。唯一冒出来的一个人是代表该赌场的、一个纽约的任人摆布的律师。
“我听说，您在赌场输得相当多”，他说：“赌场请我来取钱。”
“我眼下手头拮据一点，”我说，“请您宽限我一两个星期。”
这小丑回去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用6万可从梅斯那里拿到价值为30万的国库券。马斯特罗托塔罗在这期间筹集了25000，我保证他将拿回35000。马斯特罗托塔罗从梅斯那里拿到国库券，将它们交给施瓦茨。施瓦茨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是他没有按计划将东西交银行，他喝得酩酊大醉，硬把国库券塞给赌场出纳。出纳不愿收，双方大吵大闹，结果施瓦茨被地方警察逮捕。联邦调查局扑向此案，因为关系到美国国库券被盗。施瓦茨检举了我。我不得不用从另外一桩买卖中赚的钱偿还我欠马斯特罗托塔罗的钱。不管怎么说，巴尔的摩刑事陪审法庭还是因策划犯罪和传递偷窃的88万有价证券对我作了判决。
我光通过这两个可笑的家伙就卖掉了这么多证券。从全部钱中，我个人捞了35万。其中大部分都叫我挥霍掉了。这听起来难以想象，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大手大脚花钱。我到过世界各地的低级酒店。我家光杂七杂八的开支每月就要5000。我喜欢穿着讲究，每周我都要付给纽约的一个裁缝8500。我的衬衣每件38，我的西装每套500。一双鞋我花120，而且我总是一买就买6双。我穿的裤子不低于100。因此当这个小丑为赌场的钱再来时，我连一分钱也不会给他。黑手党没有因为我骗了赌场而表示不满，只有这个该死的曲解法律的人却来纠缠我。
“您必须付钱。”他说。
“您不要再打扰我，”我说，“最好叫派您来的那个人自己来。”然后我有些激动的补充道：“我一定会进监狱。我预计要蹲20年。您想看看，我就偏偏担心您的6万块？”
“那么谁来付这钱？”他大声喊叫。
“够了，怎么说我也不给！”我对他吼，“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否则我敲碎您的脑袋。”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关于赌场的话。我们手上有他们6万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追回这笔钱。
7。10特里萨垮台
1968年7月底或8月初，奈德来找我说，他已与登普西…特盖勒经纪人公司拉好了关系，只要我们遵守某些条件，他们愿意出售抢手的有价证券。奈德告诉我，他的联系人叫威廉·德金。
我觉得大干一场的时间到了。于是便打电话给梅斯。
梅斯手上有50万元西弗吉尼亚电话公司的债券，是从纽约海顿·施通经纪人公司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他说这批债券不烫手，他要求预支4万元，因为他要付给别人。我同意了。问题是，我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我需要很多钱付给律师和还运动员俱乐部的债。
要是在从前，那很简单，我给塔梅莱奥打个电话，问题就可能解决了。现在不行，他正在坐牢。我也不能去找帕特里阿卡。
他不希望与波士顿黑手党中任何人有联系，因为联邦调查局正像苍鹰一样盯着他，现在正等着他犯错误。在谋杀的指控尚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不想给他们提供逮捕的理由。于是我去找了赞尼诺。
要想与赞尼诺很好的相处，你必须非常机灵。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但涉及到借钱的问题，他却比年轻姑娘的屁股还难以接近。如我向赞尼诺借4万元，他要我还6万元。这是个难题，但没处借，我只好同意。我拿了钱，马上给梅斯打电话。他带上证券乘飞机来到波士顿。我把债券给了奈德，他说，他要转交给德金。不久，登普西一特盖洛经纪人公司按我们在里维尔的地址通过邮局寄来一张48万元的支票。我通过女秘书哈维把支票带给范伯洛，由他存在其公司的帐号上。他从兑换支票的钱中扣除24000元后，给了我256000元现金和四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我首先还了赞尼诺6万元，给奈德2万元佣金，又给10万元由他转交德金，作为替我们将东西卖出的报酬。后来，我跟一个小伙子通电话，他说他就是德金，这时我才明白，奈德只给了他8万元，这个该死的家伙私吞了2万元。
经过左来右去，四张支票也都兑了现。这是我在巴尔的摩同施瓦茨和哈里森做88万证券生意以来收益最大的一笔买卖。只是我所捞到的钱都给了几个律师，他们以在巴尔的摩诉讼中为我辩护为由骗了我大量的钱。
1969年4月我在巴尔的摩受审。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回身陷困境了。施瓦茨和哈里森出庭作证。他们与联邦调查局达成协议，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作证后，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待。我以为我也许可以欺骗陪审团，我搞错了。
他们不但不相信我，而且毫不犹豫的宣布我有罪。法官提出交保释金10万元才能释放，我的律师提出上诉。真是倒霉透顶，我预计要坐20年牢。此外，还有两个案子州法院将对我起诉。且不说为了上诉还要给律师付更多的钱。经过深思熟虑我知道，我彻底完蛋了。我没有现金留在家里。大约有30万元现金放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箱里，那是以我和布拉克的名义租的。要是我坐牢，家里的人生活得比较象样一点就需要很多钱。
在我被判决前，博比·卡尔迪洛就开始与格斯·坎贾诺合作。
坎贾诺是个年轻人，富有进取心，对什么都不放过。他买卖假钞票、假邮票、热门股票、黄色书刊和录像带、做有暗记儿的扑克牌和色子。不管是打字机还是汽车，凡是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能偷到的一切，没有他弄不到的。
他的收入的最大源泉是靠偷来的证券，这些证券大部分是从一个小偷团伙手中买来的，这个团伙在全国许多机场作案，光是偷来的证券就值100万美元，大部分由坎贾诺销售。
卡尔迪洛和我急于做一笔生意，因此我们去找坎贾诺。卡尔迪洛有个朋友是当律师的，叫伯纳德·伯曼，他想出一个主意，用偷来的证券瓦解一些保险公司，也就是说去接办这些公司，然后促其倒闭井变卖其财产。要实现这个计划，我们需要1200万元的证券。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去找坎贾诺。他叫人把我带到一个公寓，那里有一柜子偷来的股票。我把股票翻了一遍，花了5个小时，没有哪种股票他们没有。坎贾诺把一些股票交给卡尔迪洛，卡尔迪洛交给伯曼。伯曼用这些股票在伦敦和阿拉斯加备接办了一家保险公司，等到他们掌握了全部股票，就可以逐步将公司的财路堵死，然后将公司挤干。我当时蹲在监狱里，没有见到一分钱，卡尔迪洛把我那一份也私吞了。由于我的证词，卡尔迪洛因这两起股票买卖被判18年徒刑，这并非出于我的报复，我检举了他和其他人，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我的世界就慢慢崩溃了。由于在巴尔的摩做股票投机买卖，陪审团宣布我有罪，联邦法院判处我20年徒刑。这一判决使我大为震惊。我以为我会被释放的，我的律师也这样认为，这次判决对我是一沉重打击。
我的律师马上提出上诉。6月13日法官提出要交10万元作担保才释放我。我相信，就算我可能蹲监狱，我也有6个月时间为家庭挣点钱。像我已经对您说的那样，我整个一生从不知道节俭。我总是象酩酊大醉的水手一样大把大把花钱。我有最上等的享受，我家里有最上等的享受，我的朋友也同样有。钱以我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我总是只有用到第二天的钱，第二天到来时我又赢了一大堆，同时再将钱花出去。我根本就不想为艰难的时候存一笔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即便是存在银行供人租用的保险柜里的30万也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这笔钱是准备在逃离这个地区时以应急需要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30万也不足供我的家用20年。
在宣布判决前不久，我同波士顿的一个商人谈妥了一桩股票生意。此人叫伯尼，是公寓住房、空调方面的大亨。他的父亲是早期的黑手党徒。他本人则更多地在黑手党外围活动。伯尼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也许他有办法。过了几天他把那位朋友带到我下榻的饭店。这家伙叫安东尼奥。伯尼说他是个机敏、狡猾的人。他们俩认为，如果我能搞到500万美元偷来的股票，安东尼奥可将股票换成价值400万美元的咖啡期货合同。虽然这种期货合同今年只值400万元，但是明年可值500万，甚至更多，我同意了。
我马上飞到布鲁克林去找坎贾诺。他有500万元的海湾和西欧的股票，是从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来的。他要5％的佣金，即25万元。我同坎贾诺谈妥，把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