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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飞到布鲁克林去找坎贾诺。他有500万元的海湾和西欧的股票，是从肯尼迪机场的邮包中偷来的。他要5％的佣金，即25万元。我同坎贾诺谈妥，把股票转交给伯尼和安东尼奥。
在我能赚这笔钱（大约300万元）之前，我不得不坐牢去了。我没有再听到伯尼或他那个朋友吭过一声。他们拿着所有的钱溜走了。伯尼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坎贾诺，他也不认识坎贾诺。
一切的一切（包括与卡尔迪洛所做的保险公司的买卖、与伯尼干的咖啡期货合同、我在信贷买卖中投入的10万以及在银行租用保险柜内存放的钱），加在一起我至少有700万。但这还不是所有的一切。布拉克和我与一个名叫马文·卡格尔的小伙子酝酿过一个新计划。此人是里维尔黑手党老头领卢·福克斯的外甥。
福克斯死的时候，卡格尔从马里兰州赶来了。但是他不是为了参加他舅舅的葬礼，而是先找到一辆汽车。福克斯在这辆车的行李箱中放着一个轮胎，轮胎里藏着几十万元的钞票。
卡格尔有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一面，因此布拉克和我同他说好，以20％的回扣从梅斯那里购买价值差不多200万的有价证券。我做成了这笔交易，并且与梅斯约定，由他们去取证券。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生意也做成了，这时我已在牢里。在我坐牢期间，他们把这些股票卖了。布拉克应该把我那一份（大约75万元）替我保存好。当然他没有这样做。
布拉克还应该代表我在运动员俱乐部的利益，以及代表1968年他、奈德和我共同投资买的一块地皮的利益。这块地皮在马萨诸塞州韦斯顿市相当高级的地段。我们是从奈德知道急等用钱的某人那里买下的。他卖给我们时，这块地皮值30多万，可是我们只花了12万现钱。现在它起码超值60万。我们每个人可得20万。我可从未见到一个子儿。
反正我对布拉克很信任，真是拿他当自家兄弟对待，我不听塔梅莱奥与帕特里阿卡的劝告跟他交往，把他在一生中绝对不可能得到的一些买卖的份额分给他，将他领进黑手党人的圈子，没有我他永远也进不去的。一直到我1969年5月遭到车祸住进医院为止，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他。这时我从范伯格那里知道，他没有把范伯格和我们一道干的信贷买卖的3万多元的利息付给范伯格？范伯格气得要命，我也对布拉克非常不满。就将偷来的有价证券的支票兑现这一点来讲，范伯格对我有如黄金一样宝贵。金鹅是不能被人宰杀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布拉克另外一些事，这样我明白布拉克必须滚开。我必须干掉他。
1969年6月30日早晨，我想干脆躺在床上，把全部可恶的事情忘却。天气晴朗，我真想坐到游泳池旁休息。但是我不能过这种舒适的生活，我必须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前一阵子我的两个能干的伙计到运动员俱乐部办公室来。他有9张弗鲁特联合公司的空白支票，有一张已经签了字。我让女秘书哈维把签名转到6张支票上。我们把填在支票上的钱数以杂费的名义记在俱乐部帐上，说明开支票的人在旅游赌博中输了这些钱。
我轻而易举地在波士顿一家银行兑换了一张7500元的支票，其中3000元计在开支票人的存款项下，4500元记的是他还赌债的款项。在其他银行兑换了另外两张支票，也没有碰到麻烦。一共我们骗了弗鲁特联合公司2万元。我们从一家与弗鲁特联合公司在纽约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得知，该公司在银行的周转户头上有好几百万美元。即使一张支票大到100万元以上也可以兑现。世界各地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到这个户头上。
我想兑换一张大额支票，看事态如何发展，如果一切顺利，我将获得巨大成功。于是我想去找杰里·迈耶斯，他是波士顿船行的老板。我想让他兑换一张95000元的支票。他已经答应给我把现金准备好。如果没有什么麻烦，我还想把弗鲁特联合公司狠狠敲一顿。真该死，我不得不坐20年的牢。
这天，在我送儿子戴维去骑术学校的路上，我被逮捕了。先被送到波士顿联邦调查局总部，然后进了伍斯特地区监狱。
在28年的犯罪生活中，我被捕过32次，但是最多两三天就释放出来。这次在伍斯特是给粘住了。
联邦调查局的人把我送到刘易斯堡监狱，布拉克就开始行动了。他卖掉我们俩共有的一切，卖掉运动员俱乐部，他取走同卡格尔做证券生意中我的一份和我投入高利贷买卖中的10万元。
他取走了租用的保险箱中的一切存款，私吞了属于我的400多万元，这笔钱是给布兰琪和孩子们准备的。他带着钱去了西西里岛，准备在那里隐藏起来。至少有6件案子可以把他送上法庭，每桩案子我都可以作证。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找不到他，也不能把他带回美国来。一旦他被送上法庭，我将十分高兴作证。他们至少会判他200年徒刑。
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不坐牢，布拉克和卡尔迪洛也不可能骗我的钱。帕特里阿卡有一条硬性规则：他的人赚的和存的钱受到保护，不管这个人坐多久的牢。这样布兰滇和孩子们就不用受苦了。假如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没有失去自由，能够关心我的事务，我就决定不开口，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们不在，而安朱洛和赞尼诺对我和我的家庭不管不问。我想，就为这个原故我对帕特里阿卡和塔梅莱奥仍然怀有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始终诚实、公道。因此我也拒绝控告他们。
假如丹尼·蒙达瓦诺不因新泽西的证券买卖入狱，我的钱也不会丢。我入狱之前，同样保护了他的利益。同帕特里阿卡一样，我也遵守这条固定的规则：保护为我干事的人的家庭。如果他们进了监牢——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就设法让他家里的人每周拿到一个装钱的信封。圣诞节或感恩节我到他们家里看望，给孩子带去玩具，另外再给点钱，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节日。例如同我一起抢过银行的埃尔·贾德入狱后，圣诞节我到他家里，给他妻子莉莲500元，给孩子们他们喜爱的玩具。
因为布拉克和卡尔迪洛骗走了我的钱，我才对黑手党感到恼火。但是这不是我坦白交待的原因。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落到我的家庭头上。我的家庭是首位的。在我的生活中，它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今天也是如此。
经过与密探的谈话我才明白，布拉克、赞尼诺和其他黑手党人偷了我拥有的一切——几百万美元，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我除掉。我的肺都气炸了。我真想把监狱的铁栅栏折断。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绝望。我在蹲班房，妻子布兰淇需要帮助，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然后布兰琪告诉我，她的处境很糟。她在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周薪75美元。她不愿意接受救济。“我不懒……感谢上帝，我没有病，”她说，“我会尽可能地养活我们的孩子。”
我知道，这对布兰琪来说很困难。她40岁了，已有20年没有工作，现在她每天早晨就得去苦干。我注视着她，心想她要经受多少的痛苦埃现在我才明白，过去这么多年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赚过这么多的钞票，我认识这么多的骗子、小偷，他们之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抵得上我的家属，现在我已为20年徒刑抛弃了一切。在这些年中，从我过去骗银行的年代开始，布兰琪就呆在家里，料理家务。我在家的时间不多，也许每周有一两次回来吃晚饭，可是只要我在家，她就象对国王那样照顾我。我的饮食是尽善尽美的，我的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家无可指责。她花费了大量心血。不止1次，2次，而是100万次求我不要再干我干的这一行。她不知道我陷得多深，因为我向她隐瞒了许多事情。我企图用我自己的愚蠢方式保护她。
现在我很后悔，我为我不在布兰琪和孩子们身边的日子惋1970年，我又被从刘易堡监狱的马菲亚区押到了马里兰的汤申德地区监狱。我向警察问道：“请你告诉我，你们能为我做什么？为我的家庭。”
“我们不能给你做任何许诺，”基欧说，“但是你可以放心，你的家庭将受到保护。把你从监狱里送到别的地方去。在那里有人同你达成协议。很可能不久就释放你，但是我们不能保证。”
我注意听着，然后我说：“我愿意告诉你们，我将干什么。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如果你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话……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将来决不用我对你们讲的内容来对付我。“
基欧点点头：“我们答应你。”
“好，如果你们认为这个故事有价值，”我说，“那我马上就给你们讲。”
【注】本章主要参考书目《我与黑手党》文森特·特里萨口述
第八章 两个世界的教父——巴塞塔托
马索·巴塞诺是迄今为止背叛西西里岛黑手党保密禁规的西西里黑手党最高级成员。他通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黑手党的秘密世界，既经历过作为一个黑手党士兵在街上的低级行动，又参与过黑手党秘密“政府”即委员会的高级阴谋筹划。这个狡诈凶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总是显得十分威严，柔和的语调中蕴含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的子女和亲人在历次黑手党火拼中惨遭杀害，因此他对天发誓，后半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毁黑手党”。他揭露了西西里黑手党对海洛因交易的控制。
它与美国黑手党家族以及80年代黑手党战争的阴谋和谋杀的关系。长达400页的揭发材料导致了对黑手党的国际势力展开最猛烈的攻势，因此，每一个黑手党枪手都想干掉他。
8。1崭露才华
托马索·巴塞塔于1928年7月31日出生于贝尼德托和弗里西亚·巴塞塔的大家庭中，是5个男孩和5个女孩中的一个。中学毕业后，他便离开了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头几年里，巴塞塔家的玻璃生意开始兴隆起来，该城市许多建筑物的玻璃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故而对玻璃的需求量十分可观。
托马索天生就具魅力，因而不愁找不到女友，与其他许多朋友不同的是，他有一份固定的职业。1944年他16岁时，与比他年长3岁的姑娘迈齐奥拉·卡维拉罗相爱了，很快他们便好得如胶似漆。迈齐奥拉怀了孕，托马索表现得十分高尚，于1946年春天娶了她。尽管他还是个未成年人，却作了丈夫与未来的父亲，他开始感到窒息，家庭玻璃制品厂的闭锁环境尤其使他透不过气来。于是结婚刚过两个礼拜后，他跟家人大吵了一通，离开巴勒莫前往都灵，在艾伯特——马卡里奥玻璃厂打工。他离开巴勒莫出走了8个月，直到12月7日他女儿诞生那天才返回来。
他悖违双亲乃出于其刚愎、倔强、独立的天性。尽管他才18岁，但品格与素质已渐趋于臻熟定性，引起巴勒莫市一黑手党家族的兴趣与赏识。
巴塞塔加入黑手党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手党复苏的紧要关头。
巴塞塔第一次引起黑手党的注意，是他在15岁那年杀死了几个德国鬼子的时候。黑手党家族首脑们正需要新人才，这恰是未来候选人崭露才华的天赐良机。出生于巴勒莫贫民窟、流落街头的苦孩子们在城镇中心游来荡去，等待着引起当地某个“体面人”（是西西里黑手党的别称）的注意，好让他们跑跑腿，办点事儿，或许会派他们传递口信，或者会指使搞次谋杀，一旦证实胜任与忠实，他们就有机会被征募为其中一个家族的“士兵”。
巴勒莫最孚声望的黑手党家族之一——波塔·纳奥瓦家族的首领盖塔塔·费里彼已经收到有关杀死过敌人的小伙子巴塞诺的荐函。
在“荣誉社团”内，搞谋杀意味着已成年。巴塞塔通过例行仪式在波塔·纳奥瓦家族宣誓入会，从而成为黑手党羽翼已丰的成员。
但是，巴塞塔在西西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尽了两年家族职责后，他又开始不安于现状起来，他的失意情绪表露得十分离奇古怪。到了1948年年底，他开始以工会积极分子的身份在巴勒莫玻璃制品厂鼓动他的工友们。组织他们跟厂方对着干。对一个企业家的儿子来说，这种行为不合逻辑，身为黑手党成员，更是不可思议。他家对他很为不满，于是他决定离开西西里。
巴塞塔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小儿子于1948年9月出生在贝内德托）乘船前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叫做坦波利的郊区安顿下来。在那儿，他建起了自己的玻璃制品厂。迈齐奥拉发现难以适应阿根廷的生活，于是，1950年8月他们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