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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哀伤的看了看我，摇摇头，默默把卖出单递进柜台的窗口。
那一天，深沪证券交易所总经理都出面发表谈话，号召大家要对股市有信心，不要盲目杀跌。报刊杂志也在头版头条写出文章安抚人心。但是很多人已经被三天的暴跌被吓破胆了，只想快一点把股票丢掉。
我因为没有损伤，所以对股市的态度比较客观。我开始不停的想：为什么政府要救市呢？不过几天时间，怎么上面对待股市的态度就又变了？国家花那样大的代价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对股民进行“风险教育”？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在我的冥思苦想中，沪深股市又开始碎步上行。
一个多月以后，1997年2月18日，股市再次大跌。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的消息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出现。
我突然领悟到一个月以前政府对股市一打一扶之间的苦心。我记起我的外公在去世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在给他准备身后的一些事了。有时候，一个国家对某些事情的安排和一个家庭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从这件事情上学会了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股市。我渐渐明白股市只是国家总体布局上的一颗棋子。为了全局取胜，这颗棋子有些时候需要牺牲，有时候需要支援。
也正是因为慢慢体会到这一点，1999年股市遭遇“导弹缺口”之后，我毫不犹豫的满仓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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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上半年的股市沿着标准的上升通道前行，“97香港回归概念”炒作得火热。政府又开始不停发出风险提示。但是人们都吸取了上次“风险教育”的经验，认为政府上次那样“凶狠”的打击都不能让股市趴下，现在有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件在背后支撑，股市肯定是不会大跌的。因此虽然防范风险的警告声不断，大家却置若罔闻，“两耳空声喊不停，股指又过万重山。”，深圳成份指数从年初的3000点冲到了6000点，上证指数也从1000点上升到1500点。
我抱着深发展一动不动。那一段日子是我彻底洗刷耻辱的日子，家人亲戚都知道我在股市突然暴发了，惊讶、赞扬、感慨、羡慕。。。。。。各种声音扑面而来，大家都有意无意淡忘了我过去的种种愚蠢，钱从四面八方再次迅速汇集到我的手中：“你大着胆子去给我们买股票吧，亏了不会责怪你的。”每个人都显得很大方，对我很信任。
我受宠若惊，洋洋得意。我很不谦虚的把钱接过来，继续买进深发展，从20多元一路加仓到40多元。
为了控制住自己套现的欲望，锻炼耐性，我每晚跑到爷爷的屋子里去陪他听京剧、越剧、川剧。。。。。。过去我最讨厌听戏曲了，咿咿呀呀半天唱不完一句词，受不了。那段时间天天逼着自己去听，去接受，后来差点儿迷上去变成票友。
股市处于牛市之中，“价值成长、长期投资”就是主旋律，因为牛市的大趋势是向上走的，抱牢股票（个股选择很重要）安坐不动就能避免利润的断层，这样往往会获得超越大盘的优秀成绩。但是反过来这又会导致对手中股票的盲目乐观和迷恋。当股市或者个股的趋势转变时，完全没有迎接坏消息的心理准备，否认的情绪非常强烈，特别是当自己还处于股盲股傻水平的时候。
股市的局势在慢慢发生变化。短短20天内，管理层针对股市过热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宣布1996年增加50亿新股额度；宣布提高两个千分点的印花税；宣布1997年的新股300亿额度；将4只顶峰作案的股票停牌审察；出台“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继续对其他几只违规股票停牌审察；严处不听打招呼的各单位领导。对于乌纱帽高于一切的官员来说，违规炒股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滞留在股市里的各种大资金只有退出。
管理层反感的并不是股市涨跌本身，而是那些不明不白炒股资金的来源及造成的后果。每一次狂热之后，总要产生一批严重金融事件。如果制止晚了，后患无穷。随后果然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但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幸免遇难。
1997年5月下旬，沪深股市再次双双暴跌。
深发展从49元开始一路下跌。一贯被冠以龙头股、人气指标股、绩优股、高成长股等桂冠的发展忽然又获得了一个“领跌股”的头衔，对深发展的利空传言满天飞，乌云压城，似乎深发展大难临头，万劫不复了。
亲戚们讯问股票的电话声又一次接踵而来。“没有关系，这只是牛市里的正常回调。调整结束后还会继续上行。”我很乐观的回答，完全是好了伤疤忘记痛。
两个月内深发展就跌到32元。我一算帐，不得了，我从20多元不停买进的股票等于一分钱都没赚到。妈妈和男朋友都着急了，一定要我把股票卖掉。可是我舍不得，我对深发展如痴如醉，我就是想一辈子不卖它。
妈妈说你自己赚的钱不卖就算了，但是你必须先把亲戚的钱和所欠的债务还了。我想想也对，就把发展在32元附近卖掉一部分，把我欠下的债务和亲戚们的钱全部还清了。不过最后还是有几位亲戚坚持把钱放在我这里，他们说这些钱5、6年都不会有急用，就放在我这里给我锻炼身手好了，只要不把老本亏掉就行。我的外婆索性把当初给我的钱送给我作为结婚礼物。
股市一下跌，股评就心慌。病急乱投医，报刊杂志上又出现数浪潮流，“时刻准备着迎接第三大浪”、“第五浪呼之欲出”的预测声不绝于耳。但是股市行情是需要资金推动的，有多大的资金就有多大的浪。散去资金和人气的股市犹如一盘散沙，需要时间重新集聚。
我继续握着手中剩下的发展股票，一直到8月份看着沪深大盘依然行走在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毫无转机，才不得不在30元以上把深发展全部卖出。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宛如被迫和自己深爱的人分手。
这场规模宏大的财富绞杀，我实在力薄难当。但是我侥幸脱身了，不但脱身，而且很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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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中国股市是学习巴非特年。这位笑傲世界的投资大师成为中国股市上最耀眼的偶像！他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事迹被市场中人广为传颂。不过每个人对大师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我从深发展上胜利出局后，那份井底之蛙的得意心情简直不好意思用笔墨来形容，巴非特和彼得。林奇成为我嘴里最多的词汇。我觉得自己就是中国的巴非特，而且比巴非特当年还厉害，他30岁才成为百万富翁，而我还没到30岁呢。
我雄心勃勃的拿出纸和笔，计算我的钱如果每年翻一倍，多少年就可以成为亿万富婆，还很慎重的把它贴在书房的墙上。当时家人劝我拿一部分钱买房子，我手一挥，说：“买房子是小菜一碟，等等再说吧。房价怎么涨也不会比股市涨得快！”我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炒股见解的文章；开始东施效颦，学习彼得。林奇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投资机会的方法，我戴飞亚达的手表，看长虹的电视，用海尔电器，喝青岛啤酒。。。。。。现在回过头看，我当年的种种幼稚举动中，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生搬硬套彼得。林奇的这一招了。在以后日积月累的时间里，我慢慢养成留心上市公司产品的习惯，让我能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很自然的捕捉到一些股市上的大机会。
1997年下半年的股市波澜不惊。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大局出发，政府是不可能让股市上行的；但是“十五大”召开，通过股市融资使国企在三年内走出困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股市如果大幅下跌也是不行的。政策的左右为难反映在股市上就是沪深指数的箱体调整。
我在股市上开始南征北战。上海股市我也再次进去了，手中有了银子，胆子大一点，忘性也大一点。
但是我的交易成绩非常不理想，包括我再次买进深发展也一样战败而退。我自以为是的买进一些所谓基本面很好的股票，最终也不赚钱。
我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厄运里，唯一比从前好一点的是我知道主动止损了。但是我买股票的目的好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止损。买进－上涨－套牢－止损－再买进……如此循环往复，越止越损，资金在不断的买卖过程中快速缩水。我不仅没能让股市为我买上一套房子，反而损失了买两套房子的钱。
我只得停手，然后开始痛定思痛的写总结。我觉得自己对股票技术的基本功不扎实，没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买卖准则，对股票的运行趋势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再次失败。我必须要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并且有成功率保证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交易系统，不过那年头好像还不流行这个词。）
我决心从头再来。我开始利用电脑的方便，把沪深股市上的所有股票一只一只认认真真、反反复复的研究。从它们上市的第一天K线开始看，每10天的走势为一个段落，然后是每20天的走势为一个段落，再然后是每30天为一个段落，依此类推，从短到长，细细琢磨体会什么叫趋势。而且我开始在趋势的基础上认识形态，抛弃太多无用的指标，筛选出比较适用的少数几个指标，对趋势进行反观察。
上班时间我全部用来阅读世界上证券界大师写的书籍，下班回家就坐在电脑旁研究股票。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为了好好研究股票不分心，也为了不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我和老公商量决定暂时不要孩子。
我写下了上百本的股票走势资料。弟弟说：“你可以写在电脑上。”但是我嫌写在电脑上不方便同时看到走势图，就没有采纳。我慢慢的摸索总结，有一点感悟就直接用钱到股市中去验证。我还是不习惯模拟操作，只是注意控制投入的资金量。
书房、卧室、客厅、过道、饭厅，到处都贴有我从书本上摘录下来的股市箴言。家人对我的这些奇怪举动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只是有客人来看见，会常常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1997年就这样在我的刻苦摸索中结束了。
那一年股评赵笑云开始显露锋芒，几年后变成臭名昭著的庄托流亡海外。
那一年凯凯一个人在杂志上孤单的数浪，几年后发展成顾问群继续股海浪打浪之旅。
那一年有一个叫鲁兆的人在不停计算股市的生命周期，几年后走火入魔，妄图用波浪理论、神奇数字、易经八卦、江恩和二十四节气等等来破解股市的生命基因，应验着大师们说过的一句话：“预测者的命运就是，只要预测了一次，就不得不一直预测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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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中国股市命运多桀。元旦刚过，亚洲金融危机越演越烈，波及到香港，百富勤被逼平仓，成为最先最大的牺牲者，港股大跌，累及B股，再传染给A股，刚刚有所企稳的沪深股市又坠入险境。政策面马上暖风频吹，不希望看见股市继续下跌，于是股市经过几个月的挣扎，慢慢走出一轮上扬行情。大家好不容易竖起信心了，偏又碰到98年的特大洪水迎面扑来，股市立刻一个筋斗往下摔去。
1998年，港府迎战索罗斯，击退一波又一波国际游资的疯狂袭击，大获全胜。经此一役，索罗斯的“量子新兴市场成长基金”关门结业，“量子工业控股基金”和“类星体国际基金”合并，“配额基金”资产损失13％，索罗斯旗下5个基金中的2个基金经理辞职，基金总量120多亿美元要动大手术。
我从这场大战中体会到在证券市场里，再强大的“庄家”，再多的钱，面对“趋势”也是一个弱者，特别是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可以修改游戏规则甚至可以把游戏推倒重来的一国政府之“势”。
1998年，美国最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面临倒闭，冲击整个世界金融市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其成员包括名牌大学教授，前联储官员，著名投资银行的明星交易员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证券界的顶级人士而闻名。拥有众多超级明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重要的一条投资策略叫“比较价值投资”，他们利用经济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程序员共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来捕捉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种价格之间的差别，当差别被发现后，他们就买入被“低估”的金融产品，同时卖空被“高估”的金融产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净资产48亿美元，借贷超过一千亿美元，超过香港整个外汇储备总量，用一比二十的比例去借贷融资，在全球债券市场遭到惨败。它如果破产，后果太严重，最终格林斯潘出面协调，该公司以被收购而结束了其在投资界短短的寿命。
我从这个事件里明白了什么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卿卿性命”。
1998年，我是在琢磨、测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