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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她了。我想起来和她结婚的前一天她没在我身边，我便怀疑她是否会再回来。在教堂里，我吃惊地发现她嫁给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讶地想到她竟会来看我了。当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会很快向整个世界说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她会弃我而去，而我又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我害怕见她，又怕她不来，她看我一眼就足以击垮我了。
门随着钥匙哗啦声又开了，守卫告诉我“有人来看你”。我跟着他穿过大厅到了一个大铁门前，这个大门把走廊与各个犯人的住所分开了。我们走过了看守人的房间，他们正监视着闭路电视荧幕。后来又沿着台阶往下走。我们在一个紧锁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便被带到会面室了。我能听见丽莎在外面说话，发现她是和父亲交谈。门打开了，她冲进来抱住我，我们俩全都痛哭了起来，紧紧相拥在一起。穿过我肩头的那一簇金黄色头发，我看见了我父亲和兄弟理查德，我们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们！”我父亲说，于是我们又一起笑了，但没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现在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丽莎说，“别再浪费时间谈巴林的事了，他们有他们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着我们出去再说吧。你如此让我生气，我没法儿对你说清楚。”
说着话，大家都坐下，我和丽莎拉着手，她告诉我她在塞斯堡停车场被记者们追的乱跑，竟没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这儿，”我开玩笑地说，“这里挺开心也挺安静。”
看着丽莎，我知道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们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刚才的每一秒钟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会再来，而且答应我每星期都来看我。她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来赚钱支付机票钱，她仍然爱我，我合上双眼想像着她坐在我身边——坐在我们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着让她在我身边时，听见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发现袖子上有她的头发，把它拿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着窗口透进的光看着它，搓着它。它在这斗室之中犹如一条金色光线闪动。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炎热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两方不同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从史蒂夫·波拉得对我解释此案之中，我觉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过去的那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项内容：四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两项指控我变更价格、六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从而降低了我应付SIMEX的差异保证金。一九九四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
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帐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已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二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帐了大约四十六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损失。我每天向伦敦传送假文件声明。和布伦达那里要来的真正现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帐户只不过是小数目，这些小麻烦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内容，有六项。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说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史蒂夫让我看了一些和SFO互通的一些文件书信，我开始担心他对他们太软了。而且我说不清史蒂夫是不是也属于那一伙想把我从伦敦赶开的人之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越来越努力地想让SFO明白事情进展的过程，我发现他不属于那伙人。六月份，他建议我做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证据出示给SFO，让他们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我说，“SFO输掉了许多场官司，因而他们很害怕再做出头之鸟。他们已经停止调查了。”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进此事，他们便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我曾得过什么生理或心理病。尽管他们表面上在单独调查巴林银行倒闭案，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实质。詹姆斯·克洛哥一直在重申，调查组主管所获得的信息使他相信我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主要和新加坡有关，因此我最好应该在那里接受审问。
六月二十九日，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国司法范围内所触犯的规定及行为，这些罪行要远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状严重。史蒂夫也请求SFO在有关调查领域方面明确一些，但对方置之不理。因此，他破例给他们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证据，并说明了我所犯罪行：“我曾请求你们在寻找犯罪信息方面更具体一些，但你们的反应是：SFO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我不会装着明白这个决定后面的逻辑道理，但在目前状况下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我要再一次重申，李森先生的愿望是与SFO全力合作，希望被引渡到英国受审，而不是新加坡。”
史蒂夫接着写道：
“你们SFO已经向我证实SFO以为他们对某些提起的公诉有司法权。与这些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无疑出现在最后的文件中。”
所犯罪行总结如下：
1李森先生向巴林银行查帐人员提供了关于七十七亿日元的假信息……。这个错误信息被查帐人员接受了，并导致他们向伦敦的巴林银行总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发往伦敦的帐录核实记录中，李森先生没有提到八八八八八帐户号码。这样一来，李森先生可以操纵月末平衡表隐瞒此帐户上的损失，因而导致伦敦的巴林人士认为银行盈利，而这又是假象。
3李森先生多次向伦敦的巴林总部申请透过保证金方式向SIMEX转帐资金。这些错误申请导致巴林总部为一个目标提供资金（为授权交易支付保证金），而这些钱却用在另一个目的（支付未经授权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交易保证金）。
4李森先生向伦敦的上级出示假证明，证明他在服从一个规定：他不应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李森先生欺骗伦敦的上级，说他的交易只不过是透过新加坡与大阪之间的平衡帐目进行套汇，伦敦的巴林银行多次接到报告，声明李森先生全部交易是获利的，而实际上，导在造成损失。
6李森先生或代表李森先生的假价格的入帐，这些假价格是与帐号九二○○○有关。
7李森先生错误改动了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月末证券平衡值，并将之传送到伦敦的巴林银行。
看过了史蒂夫的书信之后，我认为新加坡方面的指控远比英国方面的指控罪行轻。尽管我被指控伪造有关可收性斯皮尔、李斯金洛格交易所（SLK）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资金的四个帐户，但这事影响到了伦敦和新加坡两方，和我愿意在伦敦承认的罪行相比，其他指控只是小菜。这是我犯罪全部事实。白纸黑字写出来，看起来令人害怕。我努力回忆当初在压力之下去赚回利润的情景，但我又觉得只是在为自己找藉口。
我犯了这些罪，就得承认它们，认罪伏法，把它们抛开，开创将来的生活。
我不想强迫让任何其他巴林银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审，但我知道人们从这堆废墟中走出来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有一连串人本来可以看穿我的把戏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动，包括彼得·巴林、彼得·诺里斯、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托尼·雷尔顿、玛丽·华尔兹、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还有迈克吉利安：但他们没这么做，彼得·已林还认为“赚钱是令人惊异地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粗心与罪犯级的渎职之间界线何在，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对我负何种责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伦敦到新加坡现金转帐全都发生在他们于一月十日收到SMIEX的信之后，而SIMEX在信中都提及了八八八八八帐户，更不用说他们还曾接到过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的电话。即使是在一月中旬他们才止住了我的行为也不至于使事情发展到巴林破产的地步。
我把我的想法录给SFO听，但他们不要。七月六日，詹姆斯克洛哥回信给史蒂夫波拉得，告诉他我所提供的事实信息并没有改变SFO主任的观点，他仍然认为与我有关的事情主要和新加坡有牵连。他还说，相反地，这些信息更坚定了主任的观点：新加坡方面应优先处理此事。
史蒂夫开始绝望了，他认为SFO迟早会引渡我去新加坡。我请求他替我找一份《名人录》中有关乔治史坦布的内容，此人是SFO的主任。史蒂夫找到了这些信息，也打听了迪拜兹的安德鲁塔基的情况，还找到了彼得·巴林在《名人录》中的那一条。当传真送过来时，我确信自己肯定会被引渡到新加坡了。
当他来看我时，我挥着手对他说：“你看，乔治史坦布是布鲁克斯组织的成员，再看，他下面是他弟弟威廉，他是世界知名犹太财阀罗斯蔡尔德的成员，也是怀特成员。安德鲁塔基是怀特成员我敢打赌彼得·巴林也是。巴林人士和罗斯蔡尔德人士都是怀特成员，他们是一伙。我的情况其实和辛普森一样，他被判有罪或无罪的机会各半，而我是否被判去伦敦的机会也各半。但这些人不想使自己难堪，他们要把这事隐瞒祝”“好吧，我不是怀特成员，”史蒂夫说，“我将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法律证据。”
考虑到SFO对此事的冷淡，我写给新闻界记者们一封信，丽莎七月十二日宣读了此信。我指出，我做好准备在英国监狱服刑，这是因为我所犯罪行使一家英国银行破产，给英国人民带来金钱上的损失。我准备认罪，也想把整个事件说清楚，我不会玩弄任何把戏，诸如老年痴呆症这类可笑的事来推托责任。我要待在一所英国监狱里，离我的家近一些。而且我还提醒大家当时我可能服刑的最长期限是八十四年。
尽管丽莎声泪俱下地宣读了此信，SFO仍然不为所动。
当天晚些时候，他们也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宣布：“SFO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伦敦的任何人与诈骗活动有关。因此SFO没有证据能接受李森所做的引渡申请。”
史蒂夫对此的回答是：
“现在看来SFO不想找出证据，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和李森先生谈话，而李森先生才是主要的参与人。SFO对导致巴林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解释也十分狭隘，忽略了伦敦与新加坡之间交换信息之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钱全从伦敦转往新加坡这才使整个事情发生。”
七月十八日，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破产的报告公诸与众了。阿伯哈特凯普夫给我带来一份复本，我周末在牢房里读了一遍。我很难同意他们所列的数字，因为他们好像把八八八八八帐户及其交易列在所有事项之首，只注意到带来的损失而没有注意到我为其他几家日本帐户所带来的净利润。但是除此之外，我更惊叹于巴林银行的每一个人都埋怨别人——特别是我——而不责备自己的事，听起来仿佛他们根本不用在那儿工作一样。假如财政部门不用在那儿监督现金支付，它也许根本就不用设置了。
最滑稽的令我放声大笑的一段要算是一百五十四页上的话了。库珀斯和林布莱德，也就是那两个审帐员伦敦时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两点正和彼得·诺里斯在伦敦谈话，而那天正是我逃出新加坡的日子。伦敦时间下午两点正是新加坡时间晚上十点，那时我和丽莎已经登记房间住进了雷捷特饭店（吉隆坡），也许进入了梦中。有关会议的描写如下：戴维斯（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在伦敦的合伙人）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见过诺里斯讨论了有关查帐之事。戴维斯告诉我们，在这些会谈中他曾问：“你（诺里斯）是否知道一些其他会对查帐有影响而我们会谈中又没谈到的事情呢？”戴维斯接着说：“他（诺里斯）说：‘不，什么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