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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科威特，油价应声回落，他就再也没有做过什么减少美国对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努力。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也曾致力于提高油耗标准，一开始仅仅是针对轻型卡车。为了阻挠该进程，国会在密歇根议会代表团——一个由三大汽车厂商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资助的机构——的推动下装聋作哑，无所作为。让人愤慨的是，国会在1996~2001财政年度对交通部拨款法案中增加了一条拨款条款，明确禁止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将拨款用于任何有关美国轿车和卡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制定的行为，从而冻结了整个进程。可以想象吗？国会强力地制止了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部在提高美国车辆油耗标准方面作出任何努力！ 情况直到2003年才出现了一丝转机，小布什总统上台后对轻型卡车的油耗标准做了一些微调。2003年连中国都赶超到美国前面去了，他们公布的新轿车、货车和SUV的燃油经济性指标“比美国2005年的标准高出2英里每加仑，比2008年的标准高出5英里每加仑”（《纽约时报》，2003年11月18日）。2007年底，在美国国会将油耗指标提高到275英里每加仑的32年后，美国人才开始重新审定他们的标准，根据规定，在2020年以前，也就是12年以后，美国的标准将被提高到32英里每加仑，约相当于欧洲和日本人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 佩尤基金会（Pew Found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销售的轿车和卡车的平均油耗比10年前的水平还要低1英里每加仑汽油”。 所有这一切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燃油消费，也左右着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据美国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负责人、实验物理学家罗文斯（Amory Lovins）的说法，如果我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延续着1976～1985年节约燃油的政策和幅度，大幅度降低的油耗将使我们在1985年后摆脱对波斯湾原油的依赖。“里根在燃油经济性指标上开倒车，”罗文斯说，“就相当于少发现1个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储藏量，意味着这些石油储量都被浪费了。” 与此同时，1979年在三哩岛发生的核电厂事故结束了美国发展核能工业的一切希望。此后底特律开始生产SUV并且成功游说政府将这款车定义为轻型卡车，这样就不必遵守275英里每加仑燃油的油耗标准，而是使用207英里每加仑的标准。于是，我们对油的依赖性就更强了。当我问通用汽车的主席和CEO瓦格纳（Rick Wagoner），他的公司为什么不制造更省油的车时，他告诉我的是标准答案：通用汽车公司无法限制消费者应该买什么车，所以“我们根据市场需要造车”，他说。如果人们喜欢SUV或者悍马，你就必须生产SUV或者悍马。
不过底特律总裁永远不会告诉你，大众喜欢SUV和悍马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底特律和石油工业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游说国会，不要提高汽油税，这种税本来可以引导大众对不同的车型产生需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普遍征收高额的燃油税，根据引擎的大小征收的税率有不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提高。你猜怎么着？欧洲人追求越来越小的车。美国对燃油和引擎大小征收的税不高，因此美国人不断追求越来越大的车。石油大亨和汽车大亨运用他们在华盛顿的权力运作塑造市场，以便让大众想要的车型耗油最多，给有关公司带来最大的效益，而我们的国会对此从不干预，国会被收买了。 那是大量消耗的年代——两党因为特殊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结成了同盟，这种事就发生在你家附近的加油站。民主党支持汽车公司和他们的团体，共和党支持石油企业。而代表广大国家利益的团体则被边缘化，被嘲笑为生态边缘人。这就是我说的“选择性失语”。当1973年石油禁运事件发生后，大众受到波及。那时人们必须排队购油，这才压过石油和汽车业的说客们根深蒂固的利益。就在那一会儿——真的，就在那一会儿，当人们的注意力一转移，那些说客们又活跃在国会的衣帽间，分发政治献金，根据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发号施令。对通用汽车好的政策不一定就对美国好，但是无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高层都不打算让美国改变既有的能源道路。 和一个欧洲小国丹麦在1973年后的表现相比一下吧。“我们决心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丹麦的气候和能源部长海德加（Connie Hedegaard）说，“我们对核能进行了一次大讨论，1985年我们决定不采用它。我们转向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再生能源，我们运用税收政策来提高能源的价格，鼓励人们节约能源，提高能效……这就是政治意志带来的变化。” 2008年优质汽油在丹麦的价格大约是9美元每加仑。除此之外，丹麦还征收二氧化碳税，这项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管那时候丹麦已经发现了近海石油。“你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单列的二氧化碳税。”部长说。这些措施肯定严重影响了丹麦的经济。对吗？再猜猜！“自1981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了70％，而这些年的能源消耗几乎维持不变。”她说。该国失业率低于2％，早期对太阳能和风能的重视为今天的丹麦提供了16％的能源，并培养出一个全新的出口产业类型。 “这对就业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海德加说，“例如，风能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天全世界1/3的陆上风力发电涡轮来自丹麦，产业界大梦初醒，发现这个方向符合我们的利益。（当我们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一定也要走这条路时，那抢得先机的优势一定对我们有利。”世界上两个最具创新性的用酶把生物质转化为燃油的公司——丹尼斯克（Danisco）公司和诺维信（Novozymes）公司同样来自丹麦。“1973年我们99％的能源从中东进口”，海德加说，“今天这个比例是零。”我知道，丹麦是个小国，做出这样的改变要比美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容易得多。然而看看丹麦，你很难不联想到该走却未走的路。
这就是“选择性失语，到时候再说”的态度，这个态度由于领导人对他所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而更加强化。里根是第一个真正反对政府干涉太多的当代总统。对越战的反应，“伟大社会”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社会福利计划，目的在于消除贫穷与种族不平等。（The Great Society）项目企图消除贫困的失败，水门事件引发的怀疑态度，以及卡特任期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上的无所作为，针对这一切，里根认为，政府管制过多，税收过多，已威胁到美国人的生活，经济发展也需要松绑。里根的很多经济政策在一开始实行的时候都奏效了，我们的确需要给经济领域中一度被压抑的思想、能量和企业家松绑。然而就像政治领域里所有的好的事情一样，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时机和限度。伴随着美国的最大的敌人——前苏联的解体，里根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官员诋毁政府，为经济繁荣提供饮鸩止渴的药方。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政府永远是错误的。任何要求美国人民付出努力的政策提案，如存更多的钱、开更省油的车、努力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等，全都被否决了。你根本不要想通过提这样的政见而被选举为更高的政府长官。 我们父母那一代肯定是最出色的一代。最出色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指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因为他们面临了真正的、压倒性的、迫在眉睫、无法逃避的威胁，如大萧条、纳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苏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政策专家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说，“正因为那一代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二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愿意参加韩战，为冷战动员。他们那代人知道坏事情可以坏到什么地步。” 高盛的副主席霍马茨（Robert Hormats）的《自由的代价》记录了自1776年以来美国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他在这本书中写道，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不要“把本应由我们自己承担的责任扔给子孙后代”。但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它的影响也在逐渐呈现出来。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的35W州际公路桥的突然坍塌事件一直让我难以释怀，那是我年轻时曾经跨越过数百次的桥。不过这还是在其次。2008年我和太太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乘机去新加坡，在肯尼迪机场出发大厅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坐的地方。18个小时之后我们降落在新加坡宽敞、超级现代化的机场，随处都有免费的因特网接口和儿童游乐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从《摩登原始人》飞到了《杰森一家》。如果让美国人比较一下柏林豪华的中央火车站和纽约肮脏拥挤的佩恩车站，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才是二战的战败方。
回顾冷战的影响，虽然有很多消极的因素，但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也不容忽视：它让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冷战充当了维持纪律的机制。人们知道面对前苏联这样一个威胁我们不能装聋作哑。但是随着红色恐怖的消失，“我们需要应对的竞争因素减少了”，人们变得自满而且懒惰，《后美国的世界》的作者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这样认为。“私营部门除外，”他补充道，“美国的跨国公司必须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他们知道怎么去做。大的跨国公司处在这样的新世界里，无法存活，就会被淘汰。”当前面临的危险不在于明天就会失败，我们经济体系中强大而富有竞争力的部门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相应部门一样强。真正的危险在于麻痹的美国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不能解决任何跨越几代人的重大问题，反而是非常缓慢地腐蚀我们这个社会的力量和资产。我们会慢慢堵塞外来移民的管道，放弃对自由贸易承担的义务，不断削减科研预算，放任公立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忽视能源危机的发展。扎卡里亚说：“这种危险发展的进程如此缓慢，以至于我们还能志得意满，不肯承认它的存在。”情况将不断量变、量变——直到质变的那一天，直到有一天我们清醒过来，环顾四周发现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别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的朋友沃森（Rob Watson）是一位环境问题咨询专家，他总是说：“你知道吗？如果你从80层楼的顶上跳下来，经过前79层时，你真的会感觉自己好像在飞。问题在于落地的那一刻要了你的命。”如果我们还不清醒，突然落地的那一刻就在前面等着咱们。 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不是没办法消除的，问题是我们要着手去做。每一天我都感到日渐紧迫的压力，就像是我们靠挥霍前面伟大的一代留下来的老本过日子，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创造。父母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富足健康的美国，然而我们这一代好像注定要传给下一代一个走下坡路的美国。 乔治？布什上台后似乎决心不在能源问题让美国人民犯难。2001年5月7日，白宫发言人弗莱彻（Ari Fleischer）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考虑到美国人均消耗的能源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人的能源消费之间的差距，总统是否觉得我们应该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并正视能源问题？” 弗莱彻回答说：“当然不。总统认为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成为决策者的目标。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应该被祝福。” 弗莱彻继续说，当然总统也鼓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能源，不过他反复提到总统认为“美国人使用能源的方式是我们经济实力的表现，我们当然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这将不会被改变
9？11以后，我和其他人讨论过我们应该征收1美元每加仑的汽油税，或者称之为“爱国税”，用以打击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对象，并重建美国的交通和能源设施。如果布什能这样做，其意义完全可以和尼克松访华相媲美——得克萨斯的石油商居然割断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他完全可能因此轻易赢得国会大多数的议席，国家肯定会面貌一新；虽然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会上涨，但是节油车辆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将刺激美国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的油价上涨对我们的影响也将大大减小。可是布什并没有这样做。他号召了一次全国性的减税，结果使我们更加依赖中国的资金和沙特阿拉伯的原油。在他执政的末期，乔治？布什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