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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 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依莎向我说明完毕前，我的手臂上已经多了几支针筒。
药物的作用终于展现了。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它们开始击退病魔。到了九日星期五的下午，我已经觉得好些了。二点四十五分，依莎还没推我到楼下去照X光之前，我打电话给芝加哥的经纪商艾维？高费德。因为当时的利率水准很低，所以我相当看多，而我也随身带着Metiplex随身型报价机，这个像呼叫器一样的小东西，可以提供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期货报价，所以我知道目前的市场状况如何。“艾维，”我尖声说着，试图以平常的音调来说话：“帮我用市价买进四百口十二月的契约。”我刚刚买进了四百口三十年美国政府公债期货契约。根据报价机上所显示的价格，我的进场价可能会在“九二二四”，这表示价格是九二又三二分之二四，或者可以说契约总值为九二、七五美元。
“马提，你确定吗？”艾维说。“你不是应该正在休息当中吗？”
“是啊，我很确定。事实上，帮我改成买进六百口吧！”
“马提，你这个白痴！你不是已经住院了吗？你在搞什么鬼啊？嘿，你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额外的压力。”通常，我会对艾维大吼一顿然后叫他照我的话做，但是现在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好吧，那只要帮我买进四百口就好了。可是我要你马上就给我买进。”
在整个周末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断改善，当我的体温下降到华氏九九？八度时，公债期货的价格也上涨到九三一了。当市场在十二日星期一开盘时，我卖出了那四百口期货契约并且赚进十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利润。果然，卖出了那些债券期货让我脸上恢复了血色，我告诉哈克曼医生我希望回家。又有另外两个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通知我要赎回资金了，因为新的资金分配（五％投入期货市场，五％投入股票市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高。我得开始想办法赚一些真正的大钱。
哈克曼同意让我出院，所以奥黛莉就在十三日星期二的早晨到医院接我回家。那天我一直从下午工作到晚上，补画技术图形、计算技术指标，试着让一切回复到我能控制的状态下。我在大约十点时上床就寝，并且马上进入梦乡，但是在星期三的凌晨一点半时，却因胸口剧痛从睡梦中醒来。这种疼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阵强烈的刺痛从我的心脏穿刺而过，我不认为是心脏病发作，但是每呼吸一次，就会引起一阵阵深入脊髓的疼痛。奥黛莉开始为我按摩胸部，试着减轻我的痛苦，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打电话给哈克曼诊所里的服务人员。医生总算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回电，奥黛莉向他详细叙述我的情况。“先让他吃两颗止痛药减轻疼痛，再吃两颗镇静剂帮助他入睡，拿一张电热毯放在他的胸口保温，我明天一早再打电话给你们。”我终于入睡，然后在早晨七点半醒来，全身都被汗水浸透。
再度住院
到了九点，哈克曼打电话来。“马提，我不希望你四处走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在十点四十五分时，由克利斯多杜罗医师为你做心电图，这位医师的办公室就在你住的那幢大楼里。我们那四个被病毒感染的病人，最后都验出来有心包炎（Pericardities）的反应。”
回声心动描记法检验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事。我得了心包炎。在我的心包中开始大量积水，在心脏四周包围着膜状囊组织，而这些积水压迫到心脏，引起我强烈的疼痛。所以我又住回医院去了。
再一次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而奥黛莉也再度请依莎来当我的全天私人看护，而那些如潮水般进进出出的医生和护士再度穿梭在我的房间中，每个人都拿着针头在我身上抽血。上一次住院时，我很介意这些事。但是现在我简直吓坏了。之前有毛病的是我的肺，现在有问题的是我的心脏。
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三、一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