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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把波奇的情绪给搞坏，哪怕只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都让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设定了目标，未来所操作的基金一定要超过波奇这个家伙，我一定会击败他，也一定会击败其他所有的人。我要成为市场中的顶尖高手，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现在这个目标果然让我付出了渗痛的代价，连老命都差点赔了进去。
一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我终于肯对自己承认操作别人的资金对我来说并不适合。我不喜欢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喜欢有人在我的背后指挥我做这做那，更痛恨别人老是拿其他操盘手的绩效和我做评比。我是一个靠掌握市场脉动而进场操作的人，我是一个帽客。我喜欢在市场里短时间内进进出出，可是当你操作一大笔资金时，这一切都显得相当困难。更别提我丧失了多少操作上的自主性，而这一点却是我当初之所以决定要自立门户，独力操作自有资金的主要原因。
但是当我跳上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收起来，开车经过亚斯本机场时，我内心的另一个部分又开始提醒我如果放弃操作别人的资金，我将会丧失什么样的东西。我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拥有过一架豪华的私人飞机，就像那些停放在亚斯本机场停机坪上的一样。如果我放弃操作别人资金，就无法享有像那些市场顶尖高手一样的风光模样。
我得去那家位于小尼尔饭店的书店里买一本《金融专家》给那个在俱乐部里的网球高手看。在我想要靠着打网球来重新恢复体力的当口，这个家伙很有耐心地把几百球往我身上打来。他对市场很感兴趣，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很喜欢读这本《金融专家》，尤其是当我的大名也在这本书里被详细地介绍。
我在书店里拿了书，然后排队等着付账。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头发装饰得很考究的六十几岁老妇人。她转过头来，瞄见我手上拿的书，于是问我：“原来你也要成为一位‘金融专家’呀？”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盯着这位妇人。她的衣着光鲜整洁，她的家族里一定有人的祖先是乘坐五月花号到美洲来的最早期移民。她大概已经六十好几了，恐怕在我还没出生以前，她就已经在收取股利或是剪集商店的折价券了。她看起来相当轻松、沈静、健康而且令人感到舒服，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突然之间一切好像都变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当金融专家，我想要当一个和她一样的人。
“不，女士，”我说：“我已经是一个金融专家了。而且，相信我，这可不像你所想像的那么好。”就在那一刻之间，我完全地把自己从那些压力中释放出来，不再想如何在这个资金操作的游戏中打败波奇。当年我是在亚斯本下定决心要开始经营基金的，现在我也在亚斯本决定要把基金给收起来。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脑海中，清楚地知道我刚刚做了一生中最棒的一笔交易。
沙伯林纳合伙公司
雷克辛顿大道七五号
纽约市，纽约州一二二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合伙人：
我写这封信是想要通知诸位，我决定在一九九一年的七月底终止我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我将把诸位在一九九一年度的起始资本退还给诸位。至于其他款项则将于会计师稽核完竣之后退还诸位。
我的医生建议我，如果想要完全复原，摆脱从去年十一月起，就一直威胁我生命的疾病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压力较小的环境中。而且我也需要时间放松心情并且享受人生。以积极的方式全职操作一笔庞大的资金所带来的压力，对于目前刚从病中康复，而且亟需平静生活的我来说是非常沈重的负担。我的复原状况远较原先预期的缓慢许多，而我不想因为缺乏调养而再度发病。我在上个月才刚刚结束服用普利尼森的疗程，在可以避免的状况下，我不想再被迫服用此种药物。
过去的八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为了对我自己和家人有更好的交待，我决定停止交易，暂时休息一下，享受一些人生中比较轻松简单的事物，这是我在过去为了追求名声和财富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我要深深地感谢诸位在过去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对此铭感于心。
在六月份当中我们亏损了一三六％，使得本年度获利绩效降低为九三九％。在七月份当中也是小幅亏损。我们将尽速完成会计师的稽核报告，并将剩余的金额归还诸位。
诚心感谢
马提？舒华兹
树林里的小白球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回到罕普敦的海边别墅，披着海滩浴衣，操作着自己的资金，这个感觉真好。兰迪斯说服我重拾很久没打的高尔夫球，而奥黛莉和我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并不是一项我自己挑选的活动。相要把高尔夫打好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而且打高尔夫本身也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打一场高尔夫几乎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但这是兰迪斯建议我做的运动，他要我试着在球场上打发时间。
我们加入高尔夫俱乐部没有多久，奥黛莉就找到一位银行家和他的老婆来当我们的球伴。现在该是我放松心情的时候了，她也希望我们藉此扩大社交圈。我们约定在上午十点半开球，但就在我们出门前，我看到史坦普指数突破了我预想的超势轨道。我知道市场已经呈现超买状态，所以打电话给汤米？考林斯并且卖出了五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我把我的行动式报价机和行动电话放进球袋里，然后出发前往球场。
我们和那个银行家以及他的老婆在球场上挥杆，聊着一些无关紧要、言不及义的话题。我们应该是要享受一些快乐时光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五十口史坦普期指，以及如果市场反转时我该如何处置这个部位。在每一洞开球时，我都假装在球袋里找新球，实际上却是在查看报价机上的市场价位。到了第六洞，状况果然来了，市场开始反转。我得打电话给考林斯，叫他轧平我的部位，而且我马上就得打这通电话。我没有办法等到在第九洞休息时才打。如果那时才打，一切就太晚了。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干什么。在球场上还在做生意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更何况当时奥黛莉还不知道我偷偷地做了这笔交易。
奥黛莉和那位银行家太太站在我们左手边远处的女士开球区，所以现在只有我和那个银行家在一起。“该你了，马提。”他说。
我站上开球的位置，摆好了球。这将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击，我得好好打这一球。我回想着我的教练在上高尔夫课程时对我说的话。“把球对准你的左肩放好，头部保持瞄球姿势，把球杆慢慢向后拉高，不要打弯左手肘，直挥向球。”我把球放在对齐我右肩的地方，抬起头，把球杆胡乱向后举，打弯左手，然后猛力地挥向小白球。
咻地一声，我抬头一看，球飞进了树林里。好极了！打得好！“哇，真糟！”那个银行家说：“你能把球找到就算幸运了，马提。要我和你一起去找这颗球吗？”
“不，不，不用麻烦了。我想我知道那颗球飞到哪里去了。而且如果我真的找不到的话，只要再拿一颗球出来就好了，像我这种烂技术再多加两杆也没什么差别。”
我钻进树林里，躲在一棵树后面，拿出行动电话，拨了考林斯的电话号码。“汤米，轧平那五十口，现在就卖掉。”
我在那笔交易上赚了六万美元。没有人比我更聪明的了，至少兰迪斯就看得出来。“马提，”他说：“你知道吗？你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寻常？”我说，“谁会想当一个寻常的人呢？医生，你得知道，从我五岁开始就一直想要与众不同，出人头地。心里想的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我是一个操盘手。没有任何一个操盘手是平凡无奇的。如果我想当一个平凡人，当初就会把钱放在指数基金里，然后安安稳稳地继续当我的证券分析师。全身上下我惟一希望能正常的东西就只有我的体温。
“马提，你就像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一样。你已经对你的肾上腺素上瘾了。交易这项行为使你情绪亢奋而且精神狂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感觉的诱惑。而你也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情绪低潮，就好像是宿醉一样。你感到相当沮丧且情绪低落，而惟一能够让你从这种感觉中恢复过来的就是再度进场交易，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你病倒为止。你得要找出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行。”
心理治疗师就好像矫正器一样。而这正是在接下来六个月中和兰迪斯努力的目标。我一直在尝试错误，直到我开始看出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当我躺在手术台上为自己的生命而病魔奋战时，我就和自己约定，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医院，以后就会花比较少的时间从事交易，并且花更多时间来陪陪奥黛莉和孩子们。
远离纽约
我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而且我相信，只要我需要更多，随时可以从市场上赚到。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我知道如何在每天早上起床后，保持清楚的头脑，然后从市场里赚取二万、四万或八万美元。就算我在操作基金方面没有赢过波奇那又怎么样？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击败他。在我从鬼门关走过一回、失去一个孩子，和奥黛莉一同面对乳癌的威胁后，该是我停止在外面和人一较长短，而开始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了。我决定要在人生的最高点时急流涌退。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得离开纽约。兰迪斯是对的，我已经对交易这件事完全上瘾，不可自拔了。如果我还留在纽约，保持原来的生活型态，继续和那些老朋友来往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走回头路，继续沈溺在和波奇那种人竞争的状态里。除此之外，我对纽约那寒冷而灰暗的天气也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到一个温暖而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决定要把自己从谷底拯救出来，我要把全家搬到佛罗里达。
要改变我的生活型态，并且完全切断和纽约之间的关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奥黛莉和孩子们都不想搬家。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对佛罗里达能有什么了解？佛罗里达是一个最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而我才四十八岁而已。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大半的成分是不想去的。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得把公寓卖掉，把公司和办公室也搬走，搬运塞满了十二个房间的家具，买一个新房子，重新装潢，在房子没弄好以前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交易，我得再买几部新车，替孩子们找学校，办保险，开新的银行户头，还有其他几百样数不清的事要办。而且我真的很想念纽约，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我那幢海滨 别墅、华尔街的市场脉动、“内线”史基尼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纽约，如果我出门想叫部计程车，当老天帮忙且不下雨时，或许可以叫到一部，否则就得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叫得到。除此之外纽约市也充满了噪音、垃圾，随时有人会挡住你的路向你借个火，每个街角随处可见要饭的乞丐，警车的笛声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而且除了砖块和柏油路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砖块和柏油路，那就是纽约的代表性景观。
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们卖掉了公寓，正式搬到佛罗里达，那里安静而且清洁。那里的驾驶人总是谦让有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八十多岁的关系吧。在那里没有拦路的抢匪，没有满街的乞丐，没有水泥丛林，没有垃圾，放眼望去都是穿着轻松服装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翠绿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奥黛莉有一幢新房子可以忙，孩子们有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要适应，而我则搬进了一间明亮、干净，而且可以*'望大海的新办公室里，放下所有的窗帘，看着荧幕，继续打电话给芝加哥交易所里的汤米？考林斯。
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我打电话给兰迪斯：“大夫，我这么大费周章，结果好像只是让我自己从纽约那个黑漆漆的办公室，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黑漆漆的新办公室而已嘛！”
兰迪斯给了我另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电话，他想这或许能给我一些帮助。我和这位新的佛罗里达医生约了个时间见面。经过几次门诊后，他对我说：“马提，你太严肃了，你的太太也很严肃，而你们也把孩子们教得愈来愈严肃了。你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去打打高尔夫，到海边坐坐，读本书，放松一下吧！”
“我们当然很严肃，”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严肃的。你知道，你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赢比输可要好得多了。你得取得胜利，才付得起钱找个心理治疗师来修理你。”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付钱、付钱、再付钱给心理医师来发掘我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从这当中发现到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天中同时当一个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