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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2–14
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
天）、意大利最长（121 天），在中国内地需111 天。按每年250 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
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
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序可能更长。
图2–14 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
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
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
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 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
作粗略判断。图2–15 给出11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
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
意大利占25％。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5
图2–15 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
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 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
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
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
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
“Mafia ”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
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维系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壁垒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 000 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
八条），日本大约为82 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 万元，其他欧盟国家约
为20 万元，见图2–16。
图2–16 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像迈克尔R26；戴尔、比尔
R26；盖茨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众所周知，戴尔电
脑公司是戴尔上中学时在自己家车库做起来的公司，微软是盖茨上大学时创办起来的公司，两
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 岁左右，但已多年保持
世界前五名首富地位。试想一下，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股份制公司，
那么这1 000 万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
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美
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与美
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远是平民、
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会创业致
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金
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 亿，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 亿资金也可在一夜间蒸发
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 000 万注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
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壁垒使个
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
（Pigou）于1938 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
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等。因此，行政
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
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
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
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6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 000 万元注册资金，
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通过
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
人早早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
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
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 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
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
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
（Vishny）两位教授1993 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
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
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
从社会角度看，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
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
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 至图2–16 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
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
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既然
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
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
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
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
租”场时，谁还能把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6
1978 年中国的人均GDP 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 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
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
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 世纪30 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
20 世纪30 年代初到50 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 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
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 年代一直到70 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
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
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
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
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
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
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
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
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
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
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不能
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
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
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
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
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
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
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
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 年的财务状况，2005 年总运营
收入大概是772 亿港元，其中1/4 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 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
口才600 万，200 多亿港元除以600 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 000 多港元。这
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