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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
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有企业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为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
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实际上，
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既简单又远比“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
是产权和经济发展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在这场争论中，一些人士依赖的结论多是基于案例分析。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
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 、EMBA 教育越来越普及，
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
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个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底是不是学术研
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
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
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
《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
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
他那天是如何去赌的经验。比如说，他可能平时早晨7 点起床，但去赌场那天他是早晨6 点起
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早晨6 点起
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就赌中了，因此赌钱赢了的秘诀就是早晨6 点起床，穿黑衬衣。
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的确也有不少人买，世界真是什么
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做素材准备，
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
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
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
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 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
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在有关论述中，有的人士以2001 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
青岛啤酒业绩和H 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
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这个结论非常牵强。其实，这位人士并没界定清楚
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
章中并没有证明：2001~2003 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
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们更没有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
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8
严格来讲，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改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
彭作义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收购，收购了各地很多的啤酒厂。到了2001 年，青啤在全国各
地都有生产基地，啤酒差不多可以就地生产，不再需要远途运输，成本就节省了很多。可以说，
这为2001 年以后青啤业绩提升做了很好的准备。如果没有彭作义的大规模举债收购，或许青啤
2001 年后的业绩提升也不会这么快。
过去几年青啤在香港H 股的股价确实上涨不少，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期间所有H 股股价都在
上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新的中国概念基金公司于过去两年建立，大家都想买中国
股票，而且2003 年是全球新兴股票市场过去几十年里上涨最多的一年。当海外基金加大对新兴
市场的投资时，分到投资中国的比例也会很多，它们投资中国股票的主要途径又是香港H 股、
红筹股和B 股。这样一来，水涨船高，青啤的H 股不上涨才怪呢！
因此，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上涨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造成的。更何况，
正如前面讲的“阿炳的故事”一样，单个或几个案例不能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再者，一些人讲到的“信托责任”，就像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要讲道德”、“要有责任感”，等
等，讲了50 多年，结果呢？并不是我们不向往“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问题是，“信托责
任”不是靠道德式训话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套的市场竞争与制度逼出来的。中国50 多年的实
践证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甚至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国企
改变成“非职业”的经理人。苏联从20 世纪60 年代也开始培养职业经理人、意大利的国有企业
从二战以后也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最后这些国有企业都被迫民营化，为什么呢？从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苏联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差，当时也试图通过奖金激励和职业经理人制度
等培养其管理者的成本意识，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仍然每况愈下。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国有企
业也试过奖金制度，实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却是经理人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而采取了很多短期
行为，导致这种激励方式最终失败。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制度可能与“信托责任”的说法最接近，
它们的国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较少，但是国有企业在意大利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985
年开启了私有化道路。
国家持股是世界现象？
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指出，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并举例说，奥地利国家持股
高达14。81％，在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类似数量的国家持股。因此得出结论：企业国
家持股并不只有中国才有；既然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中国要“国退民进”？
因为国家持股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虽然比例不高），从而下结论说产权安排不重要。
这个基于某一时间点的状况而下的结论，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
背景，结论似是而非。
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忽视了在过去20 多年里，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各洲的120
多个不同国家，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比如说他谈到的奥
地利，现在国家持股14。81％，但这并没讲出过去二十几年奥地利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奥地利
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1945 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
被奥地利没收，德国留下来的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
国有经济成分，1951 年时其国企产出占比约22％。到了1985 年，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1984 年间国有企业所有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
是否还要国有？1987 年奥地利尝试民营化，1993 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
通过上市、MBO 等方式套现。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
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于1982 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 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 年有包
括日本在内的4 个国家，1987 年有两个国家，1988 年和1989 年分别有9 个和10 个国家开始私
有化，到1994 年最多时有13 个国家开始私有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
里有120 多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难道它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
权无关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20 多年全球私有化的大趋势。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8
第二，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大国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
济起来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宋明时期也
不是靠国有经济。苏联当年靠国有经济发展军工，辉煌了短短二十几年之后走向衰落。中国过
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越来越国有”，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改革使中国经
济“越来越民营”，让越来越多的潜能释放出来，才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经历不正是证
明了“产权不但有关，而且非常有关”吗？
讨论“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
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看清楚这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关于产权的讨论，
也可以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
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 “民营”不
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疼”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
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得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100 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
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做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
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11 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
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
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
台。比如，1865 年由政府出资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
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9 世纪70 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
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
务派一方面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
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量太薄。按李鸿章
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
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①。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使洋务派感觉到
国家应承担一定的主角，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
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 年俄国革命成功后，20 世纪20
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使其经济在30 年代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
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
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追“国
营”。其二是德国于1914 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
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
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他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有”产权，东
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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